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传播(1920-1927)

束锦
2017年07月05日16:1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内容提要:建党之初,中共创始人通过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引介,在各种新思潮的博弈中树立起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国共联合战线建立后,中共政治精英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将对巴黎公社的认知化为凝聚革命力量的共识,公开运用这一思想利器对民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此举不仅为国民革命注入了赤色的共产主义元素,且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行预埋了宝贵的政治能量,这一能量的释放对日后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巴黎公社 国民革命 政治象征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5年度研究成果。

 

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旧政权的两大深具国际影响的里程碑事件。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虽历时仅72天,却是工人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英勇尝试,“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①。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虽时空相隔、结果相异,但对于暴力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言,两者都具有重要的象征和支援作用:巴黎公社的惨败,激励了后继者的斗志;十月革命的胜利,孕育了新世界的曙光。

道路的抉择:中国共产党传播巴黎公社的缘起

中共在草创之际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传播既包含着对国际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有着拓展生存空间、扩大政治影响的实际考量。清季以降,在封建王朝的加速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大肆侵略下,催生了各种救亡图存的理想与主义。初起之时,马克思主义仅是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之一,其受众是零星的、有限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启后,国人迎来了一场破旧立新的知识盛宴,各种主义和思潮争相登场,风起云涌。

在各种主义之争和各路势力的博弈下,如何获取人心继而谋求发展,是中共诞生之时面临的首要议题。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促使更多的先进分子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救国救民之路,正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回应这一议题的关键之举。中共选择巴黎公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重要阵地,具有双重意涵。

一是因为巴黎公社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象征,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②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之路,“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③传播巴黎公社的历史知识和革命精神既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也是扩大马克思主义实际影响的重要路径。

二是大家对于巴黎公社的认知具有较大分殊,相异的认知与诠释正是辨识不同主义信仰者的重要标帜。由美国教会人士主办的《中国教会新报》直指巴黎“生乱”,民众是“乱党”和“乱人”,所谓“乱党引兵攻地龙炮台”,政府军“以炮逐乱党出乡外,所擒乱人即用枪击毙,官军以得胜,故军心甚壮。”④因处理“天津教案”而随使臣崇厚赴法并亲身见闻巴黎公社的张德彝在日记中称之为“红头作乱”⑤。改良派思想家王韬在《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中称之为“乱党”、“匪贼”。20世纪初,革命党人宋教仁则称之为“巴黎暴动”⑥。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巴黎公社“工人阶级政府”的性质作了“为我所用”的歪曲,认为“巴黎公民”正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由公民自由组织,扫除政府”,从而实现“废官”、“止禄”与“纯正自由”。⑦唯其如此,中国共产党将巴黎公社视作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样板,这种价值立场及其相应的传播行为,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坚定抉择。

旗帜的树立:中共早期领导人奠定对巴黎公社认知的基础

报刊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也是不同党派向大众输出“政见”的主要阵地。近代国人办报兴起以来,历经维新运动、清末宪政运动、民初民主化浪潮,报刊的舆论导向功能已为社会精英所识。中共创始人不仅利用处于秘密状态的党内刊物构建巴黎公社的赤色图景,而且不失时机地进行公开传播。

(一)李达勾勒“组党-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图

1920年底,《共产党》月刊⑧主编李达在创刊第2期发表了《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时机问题。他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有阶级特权的旧社会,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非妥协的直接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譬如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地方自治团在巴黎干的猛烈运动。”⑨李达主张“要在各大都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的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所以这种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⑩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分化之际,理论界出现了“多谈问题少谈主义”,“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论战。李达以巴黎公社的彻底革命为例,批判了当时的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将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区隔开来,阐述了在中国掀起一场彻底的、大众参与的革命的必要性。

1921年,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等地相继爆发了工人罢工,工人运动在此后一年多时间内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同年10月在柏林成立的所谓“第四国际”,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应由全体无产阶级加入,不赞成无产阶级由独立的政党领导,公然与第三国际分裂。党的“一大”后负责宣传工作的李达就此在《新青年》及时发表了《评第四国际》一文,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共产党的指导。“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于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有的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即使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11)

作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早期的重要理论家,李达依据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最早构建了巴黎公社的“失败”与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于共产党之有与无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从逻辑上论证了中国应成立共产党,并以此领导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认知对初创的政党来说意义不凡。

(二)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系统认知巴黎公社

如果说李达初步勾勒了一幅“组党-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图,那么李大钊则进一步阐明了中共的历史任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路径。李大钊借助为《申报》50周年纪念专刊(12)撰稿的机会,于1923年发表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一文,对巴黎公社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诠释。

“康妙恩”是舶来品,李大钊告诉国人“康妙恩”是何物。“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巴黎市会选举办完了,结果革命党占绝对的多数。其中有十一位是第一国际党员,取名为Commune,掌握政权。Commune者,法国市町村等自治体的通称,唯在巴黎,他是可以令人想起有一七九二年的光荣的历史的‘康妙恩’,于多数民众,是有‘对于君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对于专制的自治’的意味的。然在少数共产党的心中藏了新观念,只此新观念才是‘康妙恩’的真髓。‘康妙恩’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13)令人扼腕的是,美好而诱人的“康妙恩”横遭屠戮。巴黎公社的惨败,对胆怯者来说是恐惧,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卧薪尝胆的“历史记忆”。富有生机的“历史记忆”不仅深刻,且不断为人类的实践所丰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继承了巴黎公社先烈的遗志,用鲜血续写了巴黎人民的壮举。“谁知五十年巴黎‘康妙恩’的种子,又在Volga河流域放了灿烂的鲜花,得了光荣的胜利!”(14)

同年,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工人国际运动略史》一文,根据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阐述了阶级斗争的国际性。他指出国际资产阶级总是联合起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如俾斯麦帮助梯也尔政府镇压巴黎公社,德国和协约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维埃俄罗斯,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须组织一个“工人的国际联合”,从而联合起来推倒国际的公敌——“只有第三国际是现在工人国际运动的正统而为其势力的中心。”(15)

(三)陈独秀、周恩来、瞿秋白等人扩大巴黎公社的传播范围

1922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撰文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等学说,译介了《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的部分段落,以此明确指出夺取并掌握政权是阶级斗争的目的,“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之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是不成功的”(16)。同年,周恩来在由他领导创办的旅欧早期党组织机关刊物《少年》(巴黎)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肯定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便应时而起,这个革命所负的使命整个与民主革命相反,在历史上只有一八七一年巴里共治团能取来与他相比。只是巴里共治团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朵昙花,稍现即灭,而俄国十月革命确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了。”(17)陈独秀和周恩来等人虽未以巴黎公社为中心展开论述,但通过译介与引用等方式,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国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史的知识,扩大了认知巴黎公社的理论基础和传播巴黎公社的地域范围。

旅法的早期共产党组织是当时联系旅欧各国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中心,其领导人曾多次集体拜谒位于巴黎东部的巴黎公社社员墙。1924年2月5日,正值中国农历甲子年春节之际,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等人赴巴黎拉雪兹公墓,在瞻仰巴黎公社社员墙的过程中,他们立下了“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一辈子信仰、坚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革命,当一辈子油印博士”的革命誓言。(18)置身历史场景,集体回忆巴黎公社社员不畏强暴,用血肉之躯英勇战斗并捍卫公社的义举,不仅加深了他们对巴黎公社的认知,而且直接造就了旅欧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日后坚定地投身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人生轨迹。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在巴黎公社在中国的传播中扮演了一个他人不可替代的角色。如前所述,“巴黎公社”的中文译法很多,褒贬不一且不规范。作为一位杰出的翻译家,正是他在《赤都心史》(1924年商务印书馆首版)中首次使用了“巴黎公社”这个中译名。“欧洲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要算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亲与其事。公社大概的组织就是城市工人共同组织一消费社,分配一切需要品。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每一城市作为一共产社。”(19)此后,“巴黎公社”这一译法“为报刊和团体及马克思主义组织赞同和沿用。”(20)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认知和传播巴黎公社的先河,奠定了党内对巴黎公社认知的基本走向。尤其是李大钊和李达的几篇文章立意高远、切中时弊,对于中共早期准确辨识共产主义旗帜下的不同国际工人组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防止工人运动中发生无产阶级分化乃至分裂具有重大意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与发展的客观产物,反之,这种主观认知又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行动的前奏:中共政治精英凝聚巴黎公社中国化的共识

如何让大众接受中共对巴黎公社的认知,将政党精英的理念化为实际的物质力量,进而激发大众参与革命,不仅需要客观的理性说服,也需要主观的情感渲染。中共在“三大”之前处于秘密状态,使得包括巴黎公社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典范的传播在时空上受到很大限制。国共合作和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使中共从幕后走向台前,在共产党人的力推下,社会各界开始大规模纪念巴黎公社。

(一)张太雷在纪念活动中公开宣扬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

1926年3月18日,全国革命的中心城市广州迎来了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的第一次隆重纪念——社会各界在由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广东大学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日后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张太雷作了题为《巴黎公社纪念日》的主题讲演。张太雷颂扬了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创造新世界的能力,结合广州的革命形势着重论述如何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他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统一的党的指挥”,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应更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袖”。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改良派社会主义者认为“巴黎公社因为工人暴动的缘故,所以失败以后不可暴动,只要求资产阶级改良好了”的谬误观点,斥责不革命的人遇到失败只能总结出“不革命”的论调。

进而,张太雷指出工人阶级要在失败中总结“继续革命”的教训,要有夺取并掌握政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的主义,因为巴黎公社的失败给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许多丰富材料。无产阶级专政的独裁制,就是从巴黎公社得到的。马克思在那时竭力称赞这个运动,说明工人有一种伟大的力量,能够促进工人的勇气。工人自己本来以为自己很弱的,从此以后便觉悟了,知道自己的力量,有了自信力,这是革命里面的一件重要的条件。”(21)最后,他还引述了列宁总结的巴黎公社教训,包括“无产阶级应该专政”,“以实力、武力,压迫反革命势力”,“无产阶级的政府另有他的方式,就是公社、苏维埃制度”。这实际上是用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回应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独立目标和实现条件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这正是国共合作以来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和必须切实回应的两个重要议题。

广东大学的纪念活动及张太雷的讲演对宣扬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一是现场感染力强。与会人数众多,出席这次纪念大会的社会各界人士多达万余人。在“大雨倾盆”中各界代表纷纷发表慷慨演说,会场听众群情激昂,“高唱国际歌”,高呼“继续巴黎公社精神奋斗”,“巴黎公社万岁”,欢呼声“如雷贯耳”。(22)二是传播广泛。广州的诸多媒体,尤其是《广州民国日报》和《工人之路特号》对纪念活动的发起、筹备及现场情况作了详实的报道,并刊发了一系列理论性文章。这两份报刊兼具业界的权威性与受众的广泛性,前者是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辖的机关报,国共合作后一些共产党员参加该报工作,发行量达1.2万份;后者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大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发行量达1万份(23)。雨中纪念巴黎公社的宏大场景和悲壮情形,给社会各界革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二)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播撒巴黎公社的赤色火种

根据纪念活动筹备机关的安排,除广东大学的主会场纪念活动外,广州各界团体另行召开各种纪念会。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虽未出席主会场的活动,却并非置身事外。一是《广州民国日报》此时正归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其刊发内容的导向性不言而喻。(24)二是纪念日当天,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的讲演。

在这篇原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25)的讲演中,毛泽东开篇指出这次纪念活动与当下中国革命的转型有关。“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日的纪念,才能有今日的纪念。”毛泽东还精辟地指出:“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花和果这组因果关系的比喻,不仅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十月革命与巴黎公社之间的关联,同时也明示品尝下一个“幸福的果”的将是中国。

“幸福的果”当然不可能从天而降,需要通过革命行动实现。“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26)早在1925年底,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表明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用以观察中国问题。纪念巴黎公社的讲演中,毛泽东再次运用阶级分析法,意在强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合理性。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是不能否认的,国内有人怀疑或反对,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斗争的演进。”“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27)如此一来,中国革命的性质、方法、前景等重大问题均嵌入了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巴黎公社失败的两点教训:一是缺乏一个集中统一的党作指挥。二是对敌人的妥协和仁慈。毛泽东指出,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28)实际上,毛泽东是以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剖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实施手段问题,这正是关乎革命走向和成败的两个先决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次讲演的听众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军事干部的培养对象,约有340余人(29)。正如毛泽东日后所指:“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当然,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行动。”(30)这些学员结业后,大都奔赴前线,参加北伐途中的政治宣传工作,这无异于是在国民革命军中播撒巴黎公社的赤色火种。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