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说明中国改革发生的内在逻辑

陈金龙
2017年07月19日15:3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中国改革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那么,中国改革为何能取得成功?中国改革发生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不少西方学者想不清、道不明,甚至质疑中国改革。部分中国学者力图用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改革,结果也难以自圆其说。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首先要揭示中国改革发生的内在逻辑,这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奥秘所在。

一、中国改革发生的基础

中国改革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中国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制度框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撑了改革,而传统体制存在的弊端为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提供了指引。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社会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顶住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经过近30年的建设和发展,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不高,但部门齐全,建构了中国经济独立发展的基础。中国改革是在原有经济基础上发生的,中国经济腾飞是在原有基础上起步的,诠释中国改革不能忽略原来的经济基础,特别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经验。

在50年代,通过制度创新,确立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些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确保了中国改革过程的社会稳定,确保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改革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事,这是改革发生的重要条件。尽管后来的改革对这些制度有修正和完善,但并没有否定制度本身,而是在保留这些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推进改革。这些基本制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成为支撑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文化底蕴和文化支撑。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中庸,将“执中”视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反对极端,这是中国改革选择渐进路线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告诫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改革坚持人民利益取向、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的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精神,主张兼容并包,改革过程中“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提法,实际上是包容不同改革意见的结果,蕴含传统的包容智慧。中国传统文化所涵养的爱国意识、乡土情怀,使不少海外华侨华人投资首选中国大陆。改革初期的所谓外资,其实不少属于“华资”,是华侨华人回国投资,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改革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支撑。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就认为:“为什么中国能发展好,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转引自谷棣、谢戎彬主编:《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华文出版社,2015年,第10—11页。)。因此,在诠释中国改革发生的基础时,文化方面不能缺位。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对于调节供求关系是有效的。但随着时代发展,弊端日渐显露,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缺乏活力和创新。中国改革是针对原有体制的弊端而展开的,问题是改革的起点,问题表现得越充分,改革突破口的选择越容易,改革举措的出台越便利。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积累的教训,对于中国改革具有启迪作用。吃一堑,长一智,中国改革正是在反思曲折、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发端的。

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应当说明原有经济基础、基本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应当说明原有体制弊端对于改革突破口选择的导向作用。

二、中国改革发生的动力

中国改革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政党在主导、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境遇也是催生中国改革的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也是中国改革的主导者。中共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包括改革政策的制定、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改革方向的确立、改革策略的谋划等,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推动了改革有序进行,党的领导是推动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而在诠释中共对改革的主导作用时,需要客观评价中共领导人的作用。如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对改革的推动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基辛格就认为,“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成了中国后来20年政治经济政策的蓝本”(〔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29、433页。)。客观评价中共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有利于彰显中共是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创新精神,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的发明,经过实践而上升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邓小平曾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人民群众不仅贡献了改革智慧,而且是改革的实施者。各项改革政策的落实,最终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实践。

历史是教科书、营养剂,也是凝聚力、创造力。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警醒和刺激了国人,激发国人通过改革实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同时,放眼世界,当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再不改革,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华民族难以摆脱落后挨打的厄运。教训、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面对历史教训与现实差距,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全体中国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如果说有分歧、有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如此,历史教训与现实反差,便成为催生中国改革的重要力量。

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应当说明推动改革的力量来自何方,这是诠释中国改革发生逻辑不可缺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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