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毛泽东为什么编《六大以来》

徐建国
2017年07月19日15:33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文简称《六大以来》)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的直接原因,有的观点认为主要是针对王明在延安重印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事实真是如此吗?笔者认为,简单地从结果倒推来寻找事情发生的原因,又缺乏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必然会陷入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的误区。因此,只有把《六大以来》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结合一些文献资料,才能对其编选目的和原因作出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分析。

一、编辑《六大以来》与“为召开七大准备材料”

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印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对此,胡乔木回忆说:“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这段话把“算历史账”与“开始编《六大以来》”联系起来,似乎也说明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主要是针对这本小册子,并成为有的研究者用来说明编辑《六大以来》是针对这本小册子的依据和证明。但胡乔木接着又说:“编辑《六大以来》,我想是为七大作准备。”(《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46、47页。)这句话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其实,要探寻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目的,需要从七大拟要解决的问题说起。

对六大以来党的历史进行总结的想法,早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即已提出。六大于1928年6月召开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召开七大,但党内早就有了召开七大的动议,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决定:“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有对于工业中心党的工作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但此后由于形势严峻和条件不成熟,七大迟迟未能召开。到了延安时期,党内外的形势好转,召开七大再次被提上议程。在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作出准备召开七大的决议:“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七大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应当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6页。)这样,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作为七大的重要议题就被确定下来。为此,中央还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由毛泽东、王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25人组成。在此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召开七大的问题被多次提及。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论及这一问题时指出:“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3页。)再如1940年3月底至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决定近期召开七大,委托任弼时负责筹备工作。(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80页。)

在毛泽东看来,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是关系到革命发展方向和前途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召开七大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正如胡乔木所说:“当时中央并不是为了编印《六大以来》这么一本书,而是为召开七大准备材料。因为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总结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历史经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5页。)所以,应该把胡乔木的说法前后联系起来看,他之所以把“算历史账”与“开始编《六大以来》”联系起来,主要是因为《六大以来》在党内“分清路线是非”问题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缘故。1940年5月后,中央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陆续展开。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七大按原定计划在“五一”召开,一切准备工作在大会前完成。当时各地选出的340名七大会议代表中有306名已经抵达延安。(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99页。)

但七大的召开再次推迟了。这与毛泽东在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思想认识上的变化紧密相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斗争,但随着“左”倾路线的推行,他被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其给苏区和红军造成的损失,加深了他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编辑《六大以来》则进一步深化了他对反对教条主义问题的思考。由于他当时不在中央一线工作,他对中央的历次会议和重要决策的具体发生过程并不十分清楚,结合自己的感受对照研究党的文件,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和统一全党的思想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参见荣敬本等:《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虽然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有了直接而深刻的认识,但毛泽东发现,全党在克服和反对教条主义方面虽然作了积极努力,取得的成效却比较有限。毛泽东在1940年下半年已经多次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谈论要总结和清算苏维埃时期的错误。他的建议得到大多数领导人的响应。……大多数领导人都同意就江西苏维埃时期所犯错误的领导责任进行一次历史性总结,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给全党一个交代”。虽然如此,这些错误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当时在认识上还是不统一的,“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间,中央领导机关的错误究竟是不是路线错误,还需要有历史文件的辅助,来唤醒人们的记忆,用新的思想方法来分析那一段不可割断的历史”。(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2、69页。)而《六大以来》就是其中起“辅助”作用的“历史文件”,通过编辑《六大以来》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就是“新的思想方法”。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