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间考

王进
2017年08月03日15:13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33年秋天,共产国际派到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几天后,中央就在李德住处召开军事会议,即“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从此时起,李德实际上正式开始“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页。)然而,李德到达苏区的具体时间以及这一会议的召开时间,却存在不同说法。笔者试根据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档案材料对这两个时间进行考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李德到达瑞金的时间

李德回忆:“1933年秋,我来到中央苏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344页。)关于他到达瑞金的确切时间,有多种说法。

有说是1933年9月。《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是,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于二十八日占领黎川。此时,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李德,已从上海到达瑞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博古传》称:1933年9月李德到达瑞金,受到博古等党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几天后,在李德的住处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博古在会上向大家作了介绍,从此李德直接参加中革军委的工作。(参见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1页。)《刘伯承传》说,1933年9月,李德进入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参见《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项英传》的记述则是,1933年9月25日后,共产国际所派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从这时起,实际上控制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与指挥权。(参见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有说是1933年10月。《张闻天年谱》称:1933年10月上旬,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到达瑞金,博古、张闻天同去会见并向他介绍苏区情况。(参见《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曾经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1933年初,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李德也在同年十月,被秘密护送到中央苏区。李德一到苏区,就赶上第五次反‘围剿’。”(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105页。)而同样也曾担任李德翻译的王智涛则回忆,李德是1933年10月2日到达瑞金的。(《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9—102页。)

李德到底是何时到达瑞金的?他本人回忆“我们到了红色首都瑞金,那时瑞金几乎已经被国民党飞机全炸毁了。当天晚上,博古和洛甫来看我,博古和洛甫向我简略地介绍了中央苏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几乎就在我到达的同一天,传来了黎川失守的恶讯。”(〔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李逵六等译,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3—45页。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而黎川失守发生于1933年9月28日,因此,李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的时间应该是1933年9月28日左右。《毛泽东年谱》记载的时间是比较接近的。

查已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相关档案文献,《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0月1日于上海)提到:“瓦格纳到达(瓦格纳,即李德。瓦格纳到达,是指他到达中央苏区。)后,我们想往四川派个人去。”(《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28页。)这表明李德在1933年10月1日前已经到达中央苏区。而《施特恩关于中国红军在1933年8、9月间的军事行动进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10月1日于上海)的《附言》说:“在局势快发生变化之时,瓦格纳于9月26日到达了首府(指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541页。)在该文件中,李德到达瑞金的时间十分确定,为9月26日。

又据李德回忆:“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在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全体成员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又一次讨论了形势。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弗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他要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据是,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为了保证在危急情况下能够直接联系,他同我商定了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只有我们两人知道。”(《中国纪事(1932—1939)》,第40—41页。)这里的弗雷德,就是上文中向共产国际报告李德达到瑞金的施特恩。

以上史料表明,李德把自己到达中央苏区的时间汇报给了自己的上司施特恩。由此,前文《附言》内容提到的李德到达瑞金的时间即1933年9月26日,应该是准确的。再结合“几乎就在我到达的同一天,传来了黎川失守的恶讯”,综合分析可以确定,李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的准确时间,就是1933年9月26日。

二、关于1933年10月2日发出的军事命令《东方军应消灭硝石等地敌人》《对东方军中央军作战行动的指示》

据李德回忆,到达瑞金几天后,就在他的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伯承传》也记述,10月初,在李德的住处“独立房子”,召开了有党和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军事会议。(参见《刘伯承传》,第60页。)王智涛回忆,1933年10月8日,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领导人介绍李德。(《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9—102页。)这些记述,指的应当是同一次会议,在此会上,李德同中共中央领导人正式会面并讨论军事问题。但开会的时间究竟是何时,却需要仔细考证。

李德回忆,到达中央苏区的当天晚上,“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我们还完全一致地明确规定,我对政治领导不进行任何干涉。因此,我在以后的时期内只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当然这样的会议也是相当多的。”(《中国纪事(1932—1939)》,第46页。)而就在“这次谈话后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国纪事(1932—1939)》,第47页。)

李德还回忆了该会的详细内容:“讨论了群众动员和供应问题。接着项英作了一个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报告说,整个中央红军已出发开往北线。有人问我,对以后的兵力部署如何设想。我想到弗雷德的指示,就建议,通过地方武装,以阵地战把敌人牵制在北部赣江和盱江之间,并且如一年前所计划的那样,把五军团(一个师)放在黎川以南进行防御,命一、三军团(五个师)继续向东北方向挺进。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叙述这一次讨论的过程,因为以后对形势的判断和作出的决议似乎都是按照这个模式的。”(《中国纪事(1932—1939)》,第47页。)

既然在此会上李德有所建议,而会议讨论后还按照此建议作出了“相应的决议”,那么考察一下这些决议,应对考证会议时间有所帮助。

据《周恩来年谱》,“1933年10月2日,博古、李德为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了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命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牵制驻守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军。”(《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页。)查这两个命令,就是1933年10月2日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的《东方军应消灭硝石等地敌人》和《对东方军中央军作战行动的指示》。

其中,前一份命令提出:“东方军要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才能贯彻这次战役之目的。开展战局,要在战术上作连贯的步骤,特别注意加速行动的时间,攻占黎川仅数日当不能造成强固的堡垒。张宗逊到永乐要带独一团及其电台去。”(《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后一份命令提出:“(一)东方军的左纵队是以箝制黎川敌人,万不可再从其左纵队派十三师从黎川东南去打敌人,减少决战兵力,特别是薛岳判断我出其左侧背。该师取道须隐蔽,最好在杉岭山脉中间,不可突然出熊村,而右侧敌运动。(二)中央军主要在宜、南间北出,抓住抚河以西的敌军,便于我抚河以东的决战。(三)彭、滕又要围攻邵武,忽视上级命令或将延误军机。战机紧迫,对于命令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项英军事文选》,第197页。)

这两份命令体现了李德作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具体建议与实际指导,开始负责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那么,它们是否就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根据李德的建议作出的“决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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