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民主革命时期团的教育训练工作

汤涛
2017年08月03日15:26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大革命时期,他曾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担任党中央领导后,又长期分管青年工作,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任弼时为青年团的建设与发展,包括广大团员干部的教育训练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一、任弼时关于团的教育训练工作的丰富理论和成功实践

任弼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参加者。他于1921年夏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8月,为加强“共产党本身的组织和训练工作”,(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他受命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即逐步参与了青年团的领导,在团的教育训练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建设性和探索性的工作。1924年12月,他在上海参与筹备团的三大,推动大会设立“团的组织建设和训练”等议题,并受命参与开办团干部特别训练班,招收和培训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还亲自教授团的组织工作课程,受到了学员的普遍欢迎。1925年1月,团的三大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5名中央局成员之一,并就任组织部主任等职。在他和张太雷等的领导推动下,团的三大通过了《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等文件,确定了要在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下,加强训练,提高团员素质,保障团体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更加适应斗争的需要等重要原则。(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69—70页。)此后,从1925年2月开始,任弼时连续用了9个月时间,领导发放了各类近10种调查表格,详细调研了全国团的思想组织建设情况。他明确指出,团组织普遍的缺点在于对团员缺少训练,各地组织尚没有认清本身的根本责任,特别是“缺少能作指导工作的人材,组织与工作不能有条理的发展”,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即为教育与训练和人材的培养,同时注重团体组织上的改良和发展”。(《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925年7月,他在正式出任团中央总书记的当天,即签发通告,要求团的各级组织加强对新团员的组织训练,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团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经过任弼时等同志的艰辛努力,青年团经受了包括大革命失败在内的严峻考验,到1928年3月,青年团人数增加到45000多人,从三大时“一个组织很小,影响极微,带了很浓厚的学生色彩的青年团体”,“已经走向渐次变成无产阶级青年群众革命组织的道路”。(《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离开团中央工作岗位后,任弼时也一直关心着中国青年运动,并多次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帮助。特别是作为主要倡导者,任弼时于1949年4月抱病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政治报告,为团的工作制定了总方针。总的来说,任弼时关于团的教育训练思想有着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在教育训练内容上,强调要特别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和教育。从创建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列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高度重视加强各级党团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强调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和团员干部。早在1925年,他就提出团的工作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三项要旨,强调“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并提出了“学习列宁主义”等行动口号。(《任弼时选集》,第2、4页。)此后,他多次强调,只有不断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才能使青年团组织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得力助手。值得指出的是,任弼时在努力加强马列主义教育的同时,始终强调要把其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1925年,他针对团员中存在的不求甚解等问题深刻分析道:“有许多同志常常以为自己对于主义是很明白的,然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便做出许多违反主义的行为或发表许多违反主义的理论。或者他们平常研究主义,只顾皮毛,并没有了解内容的真义”,因此必须帮助广大党团员干部不断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而“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任弼时选集》,第2、3页。)

其次,在教育训练途径上,强调要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锻炼提高广大团员干部。任弼时一贯强调在革命实践中教育训练团员干部。团的三大后,任弼时把“深入群众”作为团组织的行动口号,提出青年团是“行动的群众组织,并不是一种学院式的研究团体”,广大团员要“在行动的奋斗过程中,方可得到真正而有益的经验”,要求团员干部积极投身实际斗争。(《任弼时年谱》,第39页。)五卅运动爆发后,共青团组织了5万多名学生积极参加抗议运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如此,1926年,任弼时在总结青年团一年来的工作时,仍强调其“关于缺少青年活动经验,未认明青年本身利益斗争与团的发展的关系,是平时未有实际斗争、缺少训练的结果,须从实际斗争去纠正这种缺点”。(《任弼时选集》,第22页。)他对广大团员干部投身革命实践,并尽快有所进步的期望,可谓溢于言表。此后,他在领导创建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同样坚持“通过分配党员做实际工作去训练”(《任弼时选集》,第89页。)的原则。1948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前夕,任弼时在同中央青委的同志谈话时仍强调要通过实际工作教育训练青年,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通过他们去团结教育广大青年一道前进。(参见胡克实:《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旗手》,《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最后,在教育训练主体上,强调在发挥各级团组织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各级党委的领导推动作用。任弼时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不放弃或放松自己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职责。”(《任弼时选集》,第486页。)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要大力关心并不断推动团的教育训练。正如他所指出的,“党应注意加强团内的政治教育工作”。(《任弼时选集》,第36页。)在具体方法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各级党部应经常听团的工作报告,随时加以指导与帮助”;(《任弼时选集》,第35页。)在团内开会“讨论教育新同学之方法”时,“有CP组织的地方,应请其常派代表出席,向新同学做政治报告,说明我们的政策”;(《任弼时选集》,第15页。CP是英文CommunistParty的缩写,意为共产党。)党组织还要“时常派人到团内报告党的情形与政策,使团员能了解党的作用,使每个团员将来能变成很好的团员”,(《任弼时选集》,第36页。)等等。这些规定被贯彻后,对青年团的成长壮大和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任弼时还强调,各级党委在关心推动团的教育训练工作时,要注重发挥报纸、杂志及有关教育资料的作用。他自己则充分利用《中国青年》等团刊,相继发表《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等文章,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并针对青年运动中的种种问题给予指导解答。他还领导推动创办了《白话日报》《教育周刊》等报刊。这些报刊虽然并不完全单纯面向青年群体,但在提高广大团干部政治思想素质、理论文化水平,以及增强其工作才干方面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任弼时在推进团的教育训练工作时,还有其他一些突出特点,如强调要从青年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青年的特点,指出:“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不研究青年的特点,不采用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发展,就没有前途”,“要在各种工作中研究领导教育青年的方法”,(《任弼时选集》,第404页。)等等。这些都是任弼时有关团的教育训练思想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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