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上篇)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刘源
2017年08月03日15:17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低潮撑持 忍辱负重

1927年10月,刘少奇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环境极端复杂,身处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众叛亲离,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3月底,中央派父亲“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曾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

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长期被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窃取占据。当时,张作霖统治了黄河以北,对抗国民党军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压共产党。

置身于北方的中共,没有“南方党”的“国共合作”大发展期,群众运动受限,党内清谈多、实干难。仅1928年前一年多里,就数次遭破坏,领袖李大钊的英勇就义,激励了革命精神,却留下党内领导空白。加之共产国际挑剔成分出身,各级组织大量换上工人当领导,“幼稚的党换上无知的头儿”,空谈主义更加盛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光喊口号,不做实事,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思想极度混乱,组织极端涣散。

父亲到顺直省委开展工作。他反对冒险主义,克服关门主义,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打抗日的旗帜。

1928年5月3日,民众欢迎北伐军进济南,日本驻军公然屠杀几千中国军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全国震怒。刘少奇顺势安排工作,宣传群众,做暴动准备(不是立即暴动),预置力量。他一贯反对仓促盲动,强调低潮防御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被批在前。此时,却又怪异地被中央领导指责为“有盲动趋向”。

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煽动闹经济纠纷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又提糙招儿,带头支持国民党军北伐,导致多级组织争执骤起,“流氓无产阶级把党闹得一塌糊涂……凶横一时,大批流氓投降敌人”。刘少奇严厉批评,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则更为火暴,决定改组省委,撤换书记和常委。

此时出了件事,颇具戏剧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则辩解,还是高潮,还有工农斗争。斯大林反驳:“低潮时也有浪花。”斯大林这些话几乎与父亲的说法一样。斯大林的话几乎像圣旨一样,会上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作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没能参会,正在顺直省委苦斗,六大将他的“低潮问题”一风吹。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的同时,被六大(取消监察委员会,设立审查委员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3人、候补委员2人),后又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另记载为书记)。

然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斯大林否定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换成“两个高潮之间,促进新革命高潮”。被撤换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却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东党组织“请愿”抗议,闹得新省委工作停止。为制止清谈纠纷和派别乱闹,刘少奇暂停京东组织活动,并针对“玉田起义”失败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转向为起义暴动奠基。

须知,那是在七七事变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早三年。父亲就提出:“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必须要让民众看到日军对满洲、山东以至华北的企图,特别是在京东地区(天津、塘沽、唐山一带),抗日的主张最能凝聚人心。几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多地起义和冀东(京东)大暴动中,在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才验证出刘少奇的先见之明、先行之远。

白区工作,不似沙场,却是战场!外间,成排结队的烈士被砍头枪杀;内里,没完没了的上下争闹纠缠。可想父亲当年奋斗的凶险与艰难。

“吾谋适不用”,只缘知音稀。因撤掉原省委书记引发的“京东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的路线正确,方法不足,严厉批评父亲“在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取消主义”指撤掉原省委书记后,京东党组织“请愿”,刘停止京东组织活动,中共早期用词;“命令主义”指动员山东、京东抗日。都是学苏联发明的词),并接受“请愿团”的诉求,恢复京东组织活动,开会重选省委等。刘少奇立表“坚决不赞成”,在承认自己“缺乏说服精神”的错误后,认为实际状况已陷于“极端民主化”和“闹经济主义”,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纠纷……爆发,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外杀内斗,如临深渊!中央坚持开会改组省委常委,处分王藻文,父亲做检讨。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

对这一段混乱的情况、矛盾的决定、含糊的评价,我查了许多资料,一头雾水,整不明白。彭真(傅茂公,7月改组时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叔叔晚年时,我去拜望,向他诉苦。老人家说:“我们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他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说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和他本人(可能还有李维汉、康生)等都在场,应视为党中央的当事人都认可的结论,意思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正确。我看到周恩来的讲话,概括大意是: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调和主义”和“宗派主义”方式,错误处理了顺直问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父亲走后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投敌叛变,顺直省委各级组织崩溃(时任省委书记和大量党员被捕,组织活动暂停),几近瘫痪的实践结果已证明刘少奇是正确的。

1929年2月,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巡视东北后向中央报告:“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父亲回上海工作数月,6月又被派往中共满洲省委任书记。

按说,在革命顺利发展时,容易忘乎所以,而我党却反而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革命遭遇逆境,应该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灭敌人,而我党倒过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这在国际共运中,实属罕见。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东北(今东三省及内蒙古东三盟等)九省广大地区的工作,本就基础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坏,仅有百余名党员。刘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父亲刚到奉天(今沈阳)不久就出了意外。他与省委二号人物孟坚(孟用潜)到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门外被厂卫抓捕。被关押10多天后,法庭宣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他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既突显出白区工作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又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之恶劣艰险。

这里插句题外话:这次经历,与1925年(国共合作时)父亲在长沙被军阀扣押、1927年在武汉的“卷旗不缴枪”,本都是他出生入死闹革命的殊荣奇迹功勋。40年后,却被诬蔑构陷为党史上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为颠倒黑白之典型载入青史。

回到当年的东北,张学良没收了中东铁路,为此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并惨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拥护苏联,抗议张学良,不能没收铁路,要举行大罢工。可是,抗议中国人没收中国境内的铁路,在群众中很难做工作。刘少奇就把拥护苏联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发动工人为自身利益,反对失业、争得“花红”集体怠工抗议,取得成功并保全自身。当时,无论在满洲还是在全国,这都是工运中少见的胜利。恰当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同时,满洲省委“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举起抗日救国旗帜来凝聚民心,感化张学良及其军队。父亲派杨一辰联系,1929年11月9日,我党领导在哈尔滨成功组织了以学生为先锋、各界参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传了群众,得到广泛认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发展了组织。这在白区还是空前的。亦可谓,“不以道昏而昧其视”。

旗帜卷起,抓枪没变。刘少奇在满洲省委成立军委并亲自主持,开展兵运,秘密武装。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赵尚志是他要来的,杨靖宇是他指派的,并送他们去学习,“效果作用比较大”。杨靖宇任抚顺区委书记,以前在河南搞兵运暴动,没在白区工作过。父亲交代,你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兵运,这你在行。同时还派遣多名中共党员进讲武堂、入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成绩是在父亲“光荣脱险”后,我党极其弱小、内外局势极端复杂、环境极度凶险时取得的。仅仅9个月里,在“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之地“垦荒”,已经收获颇丰了。

然而,正当需要乘势而上力争再展之时,中央接连催促父亲回上海。党中央主要领导一见就劈面斥责:“错得该死,该打五百板子……中东路争斗(指“拥护苏联”罢工)可耻的失败,是……指导机关拒绝中央的路线”,就撤了刘少奇在满洲的职务。“中东路争斗失败”另有原因(主要领导变节),但刘少奇确实是“拒绝中央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路线”,灵活变通利则行,“不合于利而止”:“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后看,他又对了。

父亲走后不久,满洲省委也遭到毁灭性破坏。成败判明是非。

令人庆幸的是,刘少奇打下的基础没有白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建立,正好杨靖宇、赵尚志都用上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工作卓有成效,为我党领导的抗联在艰苦卓绝中坚持斗争、发展力量,做出可贵的人才储备和战略预置。“十四年抗日战争”,离不开我党早期在顺直与满洲的斗争。刘少奇的远见卓识,突显出难能可贵;他的领导实践,已成为历史贡献。

国破山河在,万里眼中明。父亲的所见所为,正契合时机、切合实际,不亦国防乎?不为军事乎?红区和白区的正确与错误,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体现出来,经实践检验出来的。

刘少奇被调回上海忙碌工作三个月后,又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会工作。父亲因提出利用合法工会(当时被贬称为“黄色工会”)“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下层工人群众”的正确主张,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政治帽子。

此时的国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登峰造极,要“通过一省或几省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三个多月后,李立三被批判,但“左”倾路线没有纠正。正是刘少奇坚持反对李立三的“高潮论”与“调和主义”,被斥为“老右”。也恰恰因此,证明刘果然不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时,党急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曾称刘为“工作过多年”,“最老的一个同志”)工作,鉴于顺直、满洲两省委的兴衰成败,实际上证明了刘少奇的主张正确,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然而,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牌子大,不放人。父亲就戴着“帽子”,襟怀坦荡,努力工作,坚持抗争。

刘少奇与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处共事。父亲刚到安源时,同为中共湘区执委委员,受立三叔叔领导半年左右。以后的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在中央领导,他们多有合作,常有争论,坚持己见,熟悉而又独立。此时,刘当“老右”屡屡挨批,李因“极左”被撤职送学。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个明白。我揣摩,或许都心知肚明,“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我只知道,老哥俩还挺融洽。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工会问题有场争论,刘、李两位最老的工人领袖观点一致,这是后话了。总之,他们不徇私情,不计私怨,保持友好。“文革”无端,蒙难同归——“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胡乱批判、否定一切,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改组党中央。估计正因为在红区、白区的“右倾”与“反潮流(反对冒险主义主流)”,未参会的毛泽东(37岁)和刘少奇(32岁)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历史却搬演了更“左”的、更惨烈的大悲剧!否极泰来,血腥的炼狱反而造就出更雄壮、更辉煌的大事业!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