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那些历史细节

褚银 章世森 晁华
2017年09月19日00:00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 担架上的谋略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或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很有可能一着不慎就全军覆没。

其时,毛泽东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凑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张闻天身体没什么毛病,时而骑马,时而步行。

他们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仍然在谈。路上,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特别是导致广昌保卫战惨败的经验教训。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此也是心急如焚,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却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对行军路线的建议。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后,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时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沿着湘江西岸越城岭、老山界进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寻机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18日,在黎平县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提出向遵义挺进的主张。同时,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的张闻天因身体不好也坐上了担架。橘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2 立下头功的“反报告”

担架上频频召开的“碰头会”,让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逐渐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尔后又迅捷智取遵义。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经过酝酿,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则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中,他手执“提纲”,侃侃而谈,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地加以批评。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1935年二三月间,在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其中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作了如下简要的述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从中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党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意见。

遵义会议结束时,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他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和战术原则。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以说,没有张闻天的襟怀坦荡和仗义执言,没有他为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惜、除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求,或将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从而立下头功,永留史册。

 

(责编:颜菲、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