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对议会斗争的认识

刘辉
2017年08月29日10:5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中共早期对议会斗争的认识,曾经历过从一大前后的完全排斥,到二大时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议会斗争策略的演变过程。在排斥阶段,党内仍存在认知分歧,并受到列宁批判考茨基主义的主导性影响,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有关思想也发挥过作用。排斥阶段延至1922年4月,此前共产国际二大批判“左派幼稚病”的革命议会制策略,其实并未为国内的中共领袖所知,此后该策略传达至国内,才得以对中共产生思想导向意义。二大之后,中共还曾一度有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议会斗争尝试。

〔关键词〕共产国际;议会斗争;李达

中共诞生于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特殊背景之下,是按列宁的建党原则创建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宗旨的新型工人阶级政党。以往,一般中共党史著作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通常还要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与剥削格外深重,因而具有极强的革命要求,加之中国又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不存在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缺乏深厚的改良主义阶级基础,最终导致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根本不可能去从事和平的议会斗争(参见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9页。)。揆诸中共后来的革命实践,应该说这一认识大体符合历史实际。

不过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结论的固化理解也容易造成一种遮蔽,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中共早期对于议会斗争问题其实也有过认知上的分歧并经历过一个短暂的探索过程。要理解这一认知过程及其历史内涵,还必须注意到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复杂影响。本文拟就这一目前被学界忽略,至少是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历史过程(关于中共早期对议会斗争的认知问题,迄今尚未有专文探讨。不过,有些研究陈独秀等人的思想论著和探讨中共早期劳动立法运动的文章对此都有所涉及,如田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劳动立法运动》,《党史研究资料》2000年第11期;李刚:《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劳动立法运动》,《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等等。),来作一专题研讨。

中共创建前后至二大召开前夕,国内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开展阶级斗争,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对于议会斗争大多持否定态度。这从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这三位一大选出的中央局核心人物和刘仁静、毛泽东等人的有关看法中,可以得到证实。

作为中共最为重要的创建者,陈独秀有关议会斗争的认识堪称典型。他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对于时局的我见》《〈共产党〉月刊短言》等文章里,明确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民主政治”为借口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荒唐至极,认定坚持议会斗争即等于“向议院讨生活”,不仅是同资产阶级“与虎谋皮”的徒劳之举,甚至是“为资本家当走狗”,“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欺骗行为。在陈独秀看来,普通的议会斗争与根本依赖这一斗争形式的“议会主义”似乎没有区别;他所理解的阶级斗争,最初也只不过是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全部内容的“阶级战争”而已。(参见刘辉:《〈爱尔福特纲领〉及考茨基的“解说”在华早期传播与中共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0期。)他的这一认知和态度,在二大以前的中共党内极具代表性。

中共一大后专门负责舆论宣传工作的李达,在一大前后的思想主张,也大体如此,不过他对议会问题本身知道的比陈独秀要更多一些,其认识也更系统。1920年底至1921年初,李达先后发表《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公开谴责第二国际及其所代表的各国社会党的“堕落”,认为“他们本来也是标榜社会革命,可是往后就变为改良主义了,他们采用议会主义,专心谋劳动者生活改善的问题,竟和资本家妥协起来了,所以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假面具,就是在这一回欧洲大战的时候揭破的”。他明确表示,从今往后只有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主旨的共产国际,才“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的权威”,一切共产主义者,都应该“望着这个目标前进”。(《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29页。)这对建党前后的中共来说,确实具有一种思想上的标志性意义。

在《马克思还原》一文里,李达还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以来不断“蹂躏”和歪曲“马克思社会主义”,使之一步步实现“变态”和“堕落”的过程加以揭示,并对其原因给出独特解释。他认为:1875年“马克思派的国际劳动协会”与“拉塞尔派的德国劳动协会”合并组成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其“堕落的第一步”;1891年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是其“堕落的第二步”;欧战爆发后,其对欧战采取承认和支持的态度,可谓其“堕落的第三步”;“马克思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这样,“马克思的真面目”也就逐渐被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湮灭殆尽”了。(《李达文集》第1卷,第32—34页。)

在李达看来,之所以有此堕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对马克思的一些预言未能很快兑现感到灰心失望,不愿自觉去推动提升劳动阶级之阶级觉悟的“阶级斗争”,试图把所谓“政治运动”和“阶级运动”两相结合乃至“并为一事”的努力,密切相关。在李达那里,他所提出的“政治运动”和“阶级运动”两个区别性概念,值得特别注意。他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不只是某一个阶级的问题,也有阶级和阶级间共通的问题。为解决共通问题,无产阶级就有与资产阶级协同的必要。“这种协同的行动,就是政治运动。”从事“政治运动”,当然不能不利用旧有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但除政治运动之外,无产阶级或劳动团体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还必须拥有自身独立的阶级运动。这种运动决不能与政治运动混淆,更不能附属于政治运动,否则就必然陷入议会主义的歧途,堕入改良主义的泥潭。德国社会民主党堕落的根源,就在于过于“重视了这类阶级间共通的问题,专行政治运动,而且把阶级对抗的运动也附属于政治运动的范围以内”。但庆幸的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终于“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发扬光大。李达也因此忍不住大声疾呼:“马克思还原!”(《李达文集》第1卷,第35—39页。)

在中共早期的政治思想史上,就否定议会斗争取得基本共识的认知结果而言,这篇《马克思还原》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其实际影响也较大的理论文本。

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李达继续从社会革命手段及其成效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对议会斗争的看法。他承认议会政策乃当时正实际从事的与工会运动和“直接行动”并存的“社会革命的一种具体手段”,但同时认定,这一手段完全靠不住、根本不可取。他指出:“在现社会组织之下,资本阶级的势力最大,议会中的议员属于资本阶级的必然占绝对大多数,议会中通过法案是用多数表决的;劳动阶级没有金钱运动,得几名议员已不容易了,而今有几名劳动阶级的议员提出来的法案,当然要陷于否决的命运。”所以,除非与资产阶级妥协,否则“无产阶级的议员要想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他表示:议会政策“不过无产阶级能够选出几名议员送到国会中和资本阶级妥协,立几条使政府行社会政策的法案就完事了”,“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李达文集》第1卷,第52—53页。)1921年6月,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中,他又强调:“议会政策是资本阶级社会的政治机关,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绝对不相容的”(《李达文集》第1卷,第101页。)。可见,李达当时对作为革命策略的议会斗争基本持否定态度。

1921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也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页。)这同样表达的是一种对议会斗争的不信任态度。

只要稍微推究一下建党前后陈独秀、李达等人上述思想的来源,便不难发现,他们最初对议会斗争的坚决否定,实际受到列宁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对第二国际及考茨基主义批判的直接影响。他们是急于要在思想上,彻底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众所周知,中共的成立直接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而共产国际的建立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密切相关。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被迫瓦解,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背叛无产阶级,支持本国资产阶级进行侵略战争。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现尤为恶劣,其思想领袖考茨基等,不断攻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与此相对,批判改良主义,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坚持世界革命理想的共产国际组织,也就应运而生。1919年3月,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正式成立。1920年4月之后,共产国际即派遣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到中国,约见陈独秀、李大钊,筹划并于1921年7月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成立中共。

处在筹备期和成立初期的中共组织,面对列宁与考茨基主义的斗争,自然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共产国际的思想立场上。这从李达发表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上的那篇欢呼共产国际的《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的标志性文章,可以概见一斑。实际上,陈独秀、李达等中共领袖,一开始有条件和能力把握的,也只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等论著(或提纲)中对考茨基主义的批判主旨和基本精神。列宁在上述这些论著里,认为考茨基主义“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8页。,强调考茨基等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迷恋,是由于根本上不懂得民主具有阶级性,不懂得无产阶级民主“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给了劳动者,给了工人和小农”的优越性(《列宁选集》第3卷,第795页。),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与虚伪性的结果。他们“只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其目的在于避开暴力革命,“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实际上也就是“对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义的歪曲”,使之沦为机会主义;等等(《列宁选集》第3卷,第587—588、600—601页。)。由于事关根本道路问题,列宁的批评往往十分犀利和尖锐。(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列宁更是强调:“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列宁选集》第3卷,第150页))。

从前述陈独秀和李达等人对议会斗争和议会制的批评来看,应当说他们显然还是把握住了列宁批判考茨基主义的思想主旨,认准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根本有别于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特别是李达,还从自己的角度,作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发挥。只不过,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那样,他们当时并不了解一般的议会斗争、议会政策和议会主义的实质区别所在,也不很清楚地了解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议会斗争的实际历史、地位及其此后发生的新的变化,实际上把坚持议会民主制道路,与利用议会进行适当的革命斗争不同程度地混为一谈。这是我们讨论早期中共对于议会斗争问题的认识时,不能不指出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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