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论述解析

王桢
2017年08月29日10:52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中央要有权威”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这句话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精辟总结,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理论内涵。“中央要有权威”的要求绝非“过去时”。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再次强调:“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这说明在新形势下,“中央要有权威”的论断仍有重要意义,全党仍要不断锤炼党性,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人们的思想能否统一,行动能否一致,直接影响着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具体成效。因此,对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论述进行一番回顾和分析很有意义。

一、邓小平提出“中央要有权威”论述的历史背景

“中央要有权威”论述的提出,是对中国面临的具体问题、实际国情综合考虑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政治保障。邓小平说:“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如何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页。)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困难。如以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等为突出表现的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系列不稳定、不协调的问题,尤其是1988年夏季不适当地进行的“价格闯关”,引发了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使经济问题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748—750页。)“中央要有权威”就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提出的。面对种种考验,邓小平果断作出了系列决断,确保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一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了“中央要有权威”的重要性。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做好改革工作时强调:“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页。)在“乱哄哄”和“各行其是”的氛围下,没有中央和地方的合理联动关系,改革开放事业将寸步难行。针对有人认为搞改革开放可以适当触碰纪律红线,进而放松政府管理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明确指出:“很重要的一条是加强纪律,中央要有效地进行管理。这同开放并不矛盾,越开放越要善于管理。无政府主义会弄得天下大乱。”(《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0页。)“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面对难题,邓小平既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又强调要加强中央的权威。他强调改革开放放弃不得,改革开放不能固守成规,不能按照以往的框框按部就班地搞,这一伟大事业需要一些试验、一些尝试,自然可能遇到一些挫折。怎样才能总结经验教训,顺利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呢?那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只要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就好比有了定海神针,任凭风吹浪打都能岿然不动。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要加强党中央的权威。

二、“中央要有权威”论述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中央要有权威”,就是邓小平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提出的十分重要的论述,在治国理政方面有着丰富内涵。

(一)“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起来的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践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命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就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揭示。党中央要有权威,就要形成和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维护领导核心的权威。

对于领导核心的作用,邓小平有着深刻认识。早在1964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秘鲁共产党(马)领导人时就专门谈到党一定要有领导核心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党是有高度统一意志的革命的党、战斗的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邓小平着重强调:“没有领袖和核心,就要培养领袖和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领袖与集体领导是不矛盾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

正因如此,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命运需要有核心,有权威的领导集体。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稳定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领导集体有了坚强核心。他说:“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有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就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先进榜样,成为凝聚全国力量的主心骨。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1990年12月24日,在回顾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放眼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时,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在谈到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时,他说:“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在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奋斗的一生中,邓小平曾经历过中国共产党因缺少坚强领导核心而造成的坎坷,也经历过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他强调“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二)“事关大局”,“中央不抓,哪个来抓”

习近平特别强调我们要学习邓小平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战略思维的一大要素就是有大局观。讲大局,善于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邓小平的重要工作方法。他关于“中央要有权威”的论述,也重点强调了党和国家要有能力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页。)

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专门强调要顾全大局,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国家建设顾全大局的一项大计。总的来说,就是要加快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使沿海地区凭借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进而带动内地的发展。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实现沿海和内地互动发展的目标,不能缺少有权威的中央进行领导。在开放经济特区的工作中,内地首先要顾全国家建设大局,支持经济特区的建设。当经济特区发展起来后,就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带动内地发展,这也是国家建设大局。这两个大局涉及方方面面,既要统筹规划又要厘清利益和责任,所以“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页。)中央有权威,才能谋划全国“一盘棋”,才能“抓得紧”。“中央不抓,哪个来抓呢?因为这是个全局问题,一个省、一个市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第9页。)

“中央要有权威”,还要处理好国家建设的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生动地描述为“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他说:“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98、199页。)在中央要有权威的问题上,一个重要方面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强调中央要有权威、提高宏观控制能力,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来的。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页。)在大局面前,小局必须服从大局。邓小平多次说过,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从大局出发。要在大局上立得住,就需要有权威的中央施行领导。对不讲大局、不向中央看齐的情况,邓小平态度十分坚决:“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

(三)“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

能否从政治上看问题,是一个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时指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中央要有权威”的论述,是邓小平在通篇考虑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稳定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观点。

邓小平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相关论述,事实上指出了政治对改革开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关注中国的经济建设,但他从来不割裂政治而谈经济。邓小平从政治家的视角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快慢“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是有依据的。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政局发生动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上不去,人民的现实生活需要得不到解决,生活水平甚至有所下降。再看中国,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

如何继续保持中国发展的良好势头?就是需要有一个有权威的中央。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商量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时,对新一届领导集体寄予了深切期望。“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需要。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在历史上,我们有毛主席这个核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8页。)也正因为有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才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为有个核心,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中央要有权威。他赞同陈云说的当时存在各路“诸侯”太多,议事不决,决而不行等问题。邓小平坦然表示:“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邓小平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自己就要坚决退出。只要有一个团结的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相信“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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