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功彪千秋 丹心照汗青

——纪念王稼祥同志诞辰111周年

张荣天 于永军
2017年08月29日10:5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核心提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学习王稼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和品德,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抓好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我们怀着深切怀念与由衷敬仰之情,纪念我党我军卓越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王稼祥同志诞辰111周年,缅怀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学习和弘扬他的革命精神与崇高风范。王稼祥同志把毕生精力和智慧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光辉革命业绩、卓越理论贡献、崇高道德品质,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同志诞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厚岸柳溪小学就读期间,王稼祥不仅品学兼优,而且胸怀远大抱负,立志做个有学问有作为的人。1922年,王稼祥到安徽南陵县乐育中学求学。1924年转入芜湖圣雅阁中学高中部学习。在圣雅阁中学,他把强烈的求知欲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联系在一起,开始接触《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步认识到要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只有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彻底改造中国,他参加了进步社团“协社”,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狮声》月刊,主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传播社会新思潮、唤起民众觉悟、推动芜湖学生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5月,芜湖掀起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学生运动,王稼祥成为这次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同年8月,王稼祥离开故土,毅然奔赴上海寻求革命真理。9月,进入共产党影响下的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便怀抱“改革中国政治”的远大抱负,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1925年冬,王稼祥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28年被批准为联共(布)候补党员,《红旗》报-是王稼祥同志从国际回国后第一个战斗的地方。早在1930年春,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国,在中央机关报《红旗》报担任主笔。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春,他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红军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参与制定军事计划,协助指挥部队作战,并为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和改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做了大量工作。他曾成功地参与指挥宁都起义。因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王稼祥同志也执行过一些错误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他的思想逐步转变。在宁都会议上,他反对将毛泽东同志调离前线。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1934年10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稼祥同志重伤未愈,躺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交流和研究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教训,参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批评“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对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后来曾多次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以后,王稼祥同志担任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指挥红军作战,逐步改变红军被动局面,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中,他坚决维护党中央的决策和团结,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到达陕北后,王稼祥同志带着伤病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1937年7月,王稼祥赴苏联治疗伤病,参加并一度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为我们党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全力支持毛泽东,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和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至1945年,王稼祥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他协助毛泽东同志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参与了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延安整风初期,王稼祥同志担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参与领导了整风运动。他参加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被列为整风运动学习文件之一。1943年7月,王稼祥撰写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发表在7月8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成为我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及其伟大意义作了深刻阐述,其见解很快被党内许多同志接受,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同志再次赴苏联治病。1947年5月,他回到哈尔滨,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并曾代理宣传部部长,对如何做好城市工作、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1949年3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同年6月至8月,随刘少奇同志赴苏联,通报中国革命进程,商谈建立新中国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等重要问题。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经验、智慧和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初,根据中央决定,王稼祥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出任部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1959、1965年,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66年3月,担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在这期间,王稼祥同志参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国家外交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党际交往准则的思想,为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2年初,王稼祥同志冷静思考、科学分析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就如何改进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但在当时“左倾”错误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却被指责为犯了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稼祥同志受到迫害。因毛泽东同志多次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同志因病与世长辞,时年68岁。1979年,中央批准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推倒了强加在王稼祥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1981年,王稼祥同志被中共中央列为建党以来38名卓越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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