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史研究维度的思考

杨德山
2017年09月05日15:37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共的全部工作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党的领导”(“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共在党建方面投入了较以往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为例,书中党建方面内容所占篇幅的比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1.1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1.0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7.80%。从党史学的角度看,新时期党建史是这一时段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但情与理违,目前这类研究成果仅有一部以专著形式由党史研究者完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其他则以中共党建通史的特定阶段史形式出现 在纪念建党70周年、80周年、90周年之际,一批通史性的党建史著述集中问世。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根据成书时间,不断延伸改革开放时期党建史的时间下限。这类作品多按党史大背景,以党建重大事件为对象,进行宏观描述、分析和总结。研究者主观上总是力图展现其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史诗画卷,但对党建理论精髓把握的不足、对党建事件矛盾说明的含糊以及对党建决策实践结果的忽视,常常使他们难以遂愿。从党建学的视角看,适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就,提炼其经验和启示,在党建研究成果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但说明直线化、描述平面化、结论正面化是这类作品的主要特征,宣传色彩浓厚,史学魅力稀见。当然,无论是党史学还是党建学,无论是专业科研人员还是机关研究者,多年来的探索仍然为继续这一专题的探究奠定了基础,至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素材。依笔者浅见,须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历史和现实相承接,或者说“论”与“史”相统一,才能使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建史研究成果更为深刻、生动。所谓“论”,意为从更深层次、更广阔视野认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的基本理论问题;所谓“史”,意即从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出发,以不回避矛盾和冲突的态度,对待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的发展历程。

第一、准确把握改革开放时期中共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史要研究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自身建设的发展过程、一般特征和基本规律,其中心命题“什么是执政党、怎样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源自1980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重要问题,即“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6页)。围绕这一问题,中共的党建目标表述根据时势变化先后作过13次调整。但就党的性质规定而言,它从来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政党”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原则要求;就功能定位而言,它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或“领导核心”。1983年10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依然强调:“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页)。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共一直强调加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意识形态根据;突出领导核心地位,则是中共在新时期所承担的使命与自身本领之间始终存在张力而提出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缘由。换言之,十八大提出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主线,就是中共基于自身性质坚守和功能定位思虑而得出的结论。

无论是性质坚守还是功能定位,都注定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一方面,尽管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已经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但是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同理想的信念、对立党宗旨的执着,是它永恒的立党之本,“革命”是它永远的使命,“革命党”是它终身的名称。所以,中共将“改革”定位为“第二次革命”,现阶段仍宣称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因此,改革开放时期中共称自己是执政党,只是相对于它曾经作为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而言,与西方政党轮替制度下的“执政党”不可等量齐观近年来,有些学者将西方“使命型政党”(Missionary Party)套用到中共身上,其实欠妥。在西方,“使命型政党”只是一种以理念而非完全以选票为依归的选举型政党。。研究者不能套用西方政党转型理论来解释中共历史方位的变化,八个“不忘初心”回应的就是中共“转型”而不“转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从无产阶级革命党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过“党政分工”“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其“领导核心”地位未有丝毫动摇。1979年3月,邓小平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列为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之一,并在80年代多次强调它在其中的关键性地位。这一原则还被写进1982年9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和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中,成为新时期全党全民必须坚守的政治准则。“领导核心”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革命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二是基本内涵包括政治、思想、组织三个主要方面,其中至少“思想”领导为西方政党所不具备;三是涉及面为“全方位”“无限制”,即今日所谓“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从功能形态看,那种以政党现代化命题为切入点,套用西方政党政治模式,认为中共将会朝着“国家和社会”之间“中介”方向发展的观点并不正确。

有鉴于此,在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党建史时,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般的“执政党”建设史来对待,而忽视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性质、“领导核心”定位和“革命党”“来路”。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共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定位,改革开放时期的党建史研究才能有“根”有“魂”。

第二、从中国政党政治逻辑角度思考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发展的复杂性

尽管中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作为中国近代政党家族中的一员,它的运行——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党的领导——都难以摆脱中国政党政治逻辑的运行轨迹。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认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所谓中国政党政治逻辑,源自孙中山对甲午战争后中国人从事政党政治活动近20年教训的总结。他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要想成功,只能由唯一真正的革命政党来领导;党内必须拥戴“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领袖之所以是领袖,除了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勇气意志外,关键的是“对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参见杨德山:《辛亥革命与革命党人政党观的变迁》,《新视野》2011年第6期)。中共在抗战时期认识和把握了这一逻辑,具体表现为:创建江西根据地的成功,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多次化险为夷到达陕北,全面抗战之初对战争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赢得党内信任、拥戴,最终成为公认“领袖”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的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系统阐释,整风运动的开展,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理论指导地位;党员队伍、武装力量规模、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使中共在抗战结束前有了问鼎“中国之命运”的条件。七大文献精神基本展现了中共在这方面的认识结果。从七大到八大的11年间,依循这一逻辑,中共不但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步成就。在之后的20年间,尽管中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党没有分裂,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党政治的运行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逻辑的力量。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四大,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处于观点提出阶段,以“毛泽东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面目而出现,尚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更未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层面。在领导体制方面,干部队伍处于新老交替状态,运行机制处于新旧转型阶段,人与事、权与责关系并不十分明晰。此外,党内外少数人甚至对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社会影响很大。正因如此,这一时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等现象,直至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政治风波。风波的发生及平息使中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国内,“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在党内,“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310页)。党内的团结一致端赖思想上的统一,中共十四大确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完成了这一任务。正因为对中国政党政治逻辑有了新的认识和运用,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的13年里,中共领导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各种干扰”,取得了“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等辉煌成就(《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页)。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的10年间,一方面,党领导人民紧紧抓住和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页);另一方面,实际工作中治党“宽、松、软”倾向更加明显,甚至出现了企图分裂党,窃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 关于“野心家”“阴谋家”的表现(参见《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28—29页)。这从反面验证了中国政党政治逻辑力量的存在。而近年来,中共提出“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力量的强大。

因此,我们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党建设史时,应该关注中国政党政治的特殊逻辑,切不可套用“传统威权型政党”或“现代法理型政党”或“党—国”体制理论范式来解读新时期以来的中共党建史。否则,便无法理解这一历史存在的真实。

第三、正确理解中共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内涵

中共领袖群体通常从立党宗旨出发,用“工具论”来阐释党的功能属性。革命年代,毛泽东曾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3—374页)。和平时期,邓小平仍强调,“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7—218页)。

在这样的认识传统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理论上对党的建设工作形成了一定的经验性和规律性认识,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特别强调党建工作与政治路线、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的关系。为防止二者脱节,在吸取极左思潮盛行年代“空头政治”教训的基础上,中共在80年代特别强调:“党的建设问题,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页)。到90年代,中共更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统一起来加以考虑,阐明它们与政治路线、中心任务的关联性,“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历来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同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的”(《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页)。二是基于现实社会生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等基础性因素的变化,强调党建工作不断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共在80年代就明确提出:“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应当体现这个指导思想。”(《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1页)。新世纪之初,中共更为关注党建工作的改革和创新,十六大提出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十七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不过,在现实党建工作中,不少党委和领导干部曲解了上述规律性认识和要求,或过分强调党建对经济工作的服务功能,将党建基本规律简单化地理解为“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以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党建工作成就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而视真正的党建工作为中央和上级部署的任务,基本方法就是形式主义地“一年开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或重制度治党轻思想建党,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甚至为了所谓的“创新”将思想建党的传统视为包袱和障碍,蔑视党内的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改革开放时期中共执政党建设的发展历程,如果忽视了对上述情况的了解,即“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很难发现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根由——诸如80年代整党活动中上层认识的不一及产生的后果,尤其是不能深入理解十八大之后中共推行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各项举措的深刻现实背景,也不能深入理解“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这一忠告的深刻理论意蕴。

第四、回归历史学的本来面貌

针对目前党建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笔者认为,既然我们研究的是改革开放时期当代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中的专门史、专题史问题,那么,遵循史学的基本规范,回归史学的本来面貌,才能使研究成果具有学术性和科学性。

(一)以所涉问题出现的先后为叙述顺序,而不是以现时的认识结论为据,拔高问题层次,逆向倒推。在目前一些改革开放时期党建史的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以十七大、十八大形成的“一条主线,五个方面”的党建理论和工作格局为叙述框架,将39年党建史分阶段描述,似乎每个阶段这五个方面都同样突出和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反腐倡廉建设”为例,中共只是在十七大才将它单独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一个方面加以强调,在此之前均将与其有关的内容置于“作风建设”的范畴内予以说明。如果我们非以十七大时的认识水平和结论强加到此前各阶段,无疑破坏了这一问题本身发展的事实存在状况,如十二大只是要求全党“同生活特殊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不正之风作斗争,十四大才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联系在一起予以关注。

(二)注意事件发展完整过程的叙述。大多数改革开放时期党建史的研究成果在叙述党建事件时,通常表现为“有头”——中央宏观决策、“有尾”——取得了重大成就、“无过程”——没有具体经过。这种叙述往往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中央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决策?地方党委、基层组织和党员群众又是如何执行的?执行过程中有没有偏差?遇到偏差又是如何纠偏的?如果每次的结果都与事先的决策要求完全相合,那为什么同样的弊端在事隔数年后又一次重演?只见首尾,不见过程,历史的完整性便被简化,史学的魅力也因此丧失,党建史的学术价值也就大打折扣。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党建史研究不是会议、活动的文件内容堆砌。与通史式的党史一样,作为专门史的党建史也应该以重大党建史事件和重要党建史人物活动为叙述的关节点和关键点,但由于39年来党内政治生活相对平稳有序,不少研究成果的叙述内容基本上就是会议文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的党建工作部署,代表大会期间落实这一部署的中央全会所作出的决议、决定等)的简约介绍,以及一届代表大会期间开展的专门、专题性党建活动的新闻报道内容的相应编纂。至于为何作出部署、怎样开展活动以及这些活动预期的目标到底是否达到等问题,鲜见有人认真依据和运用实证性材料(数据、传记、年谱、档案、口述资料等)进行分析和说明,导致这类研究成果雷同、重复、无味。

(四)改革开放时期党建史研究也存在如何将理论、组织(机关)和活动三者有机结合的问题。党建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活动是重点研究对象。但仅仅作面上的描述,不把人物活动和事件放置于党的组织系统及其运行机制中考察和认识,就难以说明党建的真实历史,就难以理解这些人物活动和事件的社会性质。这些带有特定组织性质的人物活动和事件之所以在一定时间内有其特定的存在方式,还与同时期的党建指导思想密切联系,更与前述三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息息相关。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责编: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