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李义彬
2017年09月19日11:1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本文就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专门进行说明:第一,蒋介石与张学良有着深厚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他最终背弃了在西安作出的让张学良主持西北一切的承诺,将其扣押,并导演了一出“审张”和“赦张”的闹剧。第二,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可以算作是事变的主角,但张学良在“释蒋”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第三,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功在国家,利在民族,不仅有益于中共,也有利于国民党。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这一事件,目前仍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辨析和澄清。笔者曾写过《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后来修订出版时改名为《西安事变史略》)一书,对关于这一事件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探讨,但感觉仍意犹未尽。为此,本文特就三个问题专门进行说明,敬请广大读者与同行不吝赐教!

关于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的原因和经过

蒋介石获释回到南京后,做出扣押张学良的决定,这有一个过程。在西安扣押蒋介石后,张学良一再声明: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就立即释放他,并继续承认他的领袖地位。1936年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前,张学良多次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介石深知南京的政治生态,拒绝张学良与其同行。他解释说:到南京后,你是否能返回西安,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这在蒋介石的日记、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宋子文的《西安事变》中都有明确记载。应当承认,蒋介石当时的这个表示,不是虚假的客套话,是出于他的真心。因为蒋介石深知,他之所以能在圣诞前获释返京,全赖于张学良的相助。张学良为此曾与合作者及部属发生激烈的矛盾,特别是与杨虎城几乎闹翻了脸。

张学良初到南京时,对蒋介石充满幻想,以为会很快放他回陕。对于蒋介石回京后的那些背信弃义的言行,他还天真地认为是为了应付那些亲日派,做给他们看的。12月27日,张学良给杨虎城的信中写道:“京中空气甚不良,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寰京中无味之风”,“蒋所允我等者……必将实现,以重信义”(《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8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当天晚上去会见蒋介石时,要求他践行在西安做出的承诺,改组政府。蒋介石则斥责张学良“毫无悔过之心”,并明告他将在南京接受军法会审,之后可申请特赦,并予以戴罪立功之意。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8年12月12日。)12月28日,为征询如何处置张学良,蒋介石召集了有南京政府各部长参加的座谈会。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宋子文,主张释放张学良。他说:“深信张必能服从到底”。蒋介石批评他“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国家”。与会的其他部长亦“多主张不能令汉卿回西北”。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6年12月28日。)面对这个棘手问题,蒋介石绞尽脑汁,考虑如何处置。

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着深厚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张学良把他扣在西安,使他遭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屈辱;蒋介石对张学良怀有切齿仇恨。另一方面,张学良有功于他。张学良为了他统一中国,不顾日本的阻挠,1928年毅然宣布“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派兵入关,助他打垮了汪精卫、阎锡山等人的反蒋联盟;东北归顺南京后,张学良把东北的全部海军包括所有舰船及司令员以及数十架飞机、武器无偿赠送南京;蒋、张两家之间有深厚私谊,过从甚密;张学良力排众议,在12月25日释放了他。蒋介石既憎恨张学良,想扣押他;又考虑到上述情况,颇感棘手、纠结。如何处置张学良,他绞尽脑汁,再三思索,这是摆在他面前一个重大考验和挑战。权衡利弊后,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地位,最后的决定还是背信弃义,放弃了他在西安做出的让张学良主持西北一切的承诺,扣押了张学良。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绞尽脑汁,处心积虑地思索,也没找出一个“公私两全之法”。最后决定的方针是“决心不准其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蒋介石为什么这样处置张学良?他在日记中解释说:“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动摇。以彼回西北,不仅为所为想,且可借口前所要求者如有一件不行,彼即可叛变也。彼所要求者,为中央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唯一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况西北动摇,则统一全隳,经济计划无以实行,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6年12月29日。)这就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把张、杨调离西北,拆散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把西北地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蒋介石确定上述方针后,就导演了一出“审张”和“赦张”的闹剧。当时他匆忙“审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张学良逃跑。张学良去南京时只身一人,没有带护兵、随从。他迟迟不返,其“护卫队已陆续从西安赶到上海宋子文的公寓”,“已十有一人”。蒋介石担心“如不审判,卸其武装,则彼逃也。”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6年12月29日。)审判前,拟定处理程序:“先发表判决文与呈请特赦文;二,特赦文暂缓发表;三,令速占领宝鸡”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6年12月29日。)。蒋介石为了装出一副超然的样子,还任命非嫡系的李烈钧、鹿钟麟出任审判官。李烈钧为“审张”一事,12月30日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李烈钧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处分而释放他。”他还列举中国历史上齐桓公曾不记管仲射钩之仇,而终得其助而免遭暗害的例子,看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否可按此办理?由于蒋介石听后表现冷淡,李烈钧便改口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为审判长,依当按军法处理。”蒋介石说:“君慎重办理可以。”李烈钧于抗战时期在云南谈起此事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演这出戏主角而已!张汉卿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64—368页)

12月31日,军法会审进行。性情直率、态度从容的张学良回答了法庭对他的审讯。关于发动事变的目的,他回答:“我对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先后数次口头及书面报告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地难过国土年年失劫,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们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及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的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64—368页)

军法会审草草收场,宣判张学良以“劫持统帅,强迫领袖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罪名,判有期徒刑10年,褫公权5年。后又改判赦免其10年徒刑,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失去自由达半个世纪之久。

关于谁是西安事变的主角问题

蒋介石跑到台湾后,为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曾专门约见张学良,让他撰写西安事变的情况。这也是张学良被扣后第一次被蒋介石约见。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张学良在当时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凭记忆撰写了事变的过程(出版时被命名为《西安事变忏悔录》),其中提出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按笔者的理解,张学良的这个提法,主要是指他在“扣蒋”前接受了杨虎城提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国内一些学者也附和这个说法。

到底谁是事变的主角?也就是说谁在事变中发挥的作用大,笔者认为:

首先,他俩都是主角!要抓蒋和释蒋,他俩缺谁都不能顺利进行和完成,单方面说哪个都有失公允。张学良当时是西北地区最高军事长官,身为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最高负责人,除统帅由华北调来的东北军部队,原在西北地区的杨虎城的17路军、新疆盛世才以及甘、宁地区的马家军名义上也由他统帅。杨虎城是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在西安城内驻军最多。虽然他的主力部队驻在外县,但在西安城仍驻有孙蔚如(第38军军长)、赵寿山(第17师第51旅旅长)、李兴中(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等部。张学良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后,就马上释放他回京。杨虎城及其主要部属、东北军中的绝大部分军政要员以及中共都主张在“释蒋”之前,蒋介石必须签署一个书面文件,保证回京后兑现在西安做出的承诺,不对西安方面进行报复。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南京政府已下达了对西安方面的“讨伐令”,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进入潼关,樊松甫、董钊、宋希濂等部已进至华县、渭南一带,双方几十万军队形成武装对峙,新的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如果再拖延下去,势必引起武装冲突。

其次,历史雄辩地表明,张学良在“释蒋”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除了上述,是他在抓蒋后立即致电陕北中共中央,邀请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是他邀请宋氏兄妹、孔祥熙来西安谈判;是他允许并接待宋美龄派来的端纳;是他说服、安排蒋介石迁至高桂滋住宅;是他说服蒋介石派遣蒋鼎文回京送停战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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