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资源与苏联模板

——关于中国计划经济起源的讨论

萧冬连
2017年09月19日11:1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计划经济思想曾是中国主流思潮。基于这种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搞计划经济和大工业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而民国留下的国家资本占主导的混合经济,也为走上全面计划经济轨道提供了初始条件。但无论思想来源还是体制特征,国共两党实行的计划经济不是一回事。每个时代的普遍观念都是对历史大事件的回应。当年普遍的计划经济思潮,是对西方大萧条和苏联快速工业化的回应;而今天普遍认同了市场经济,则是经历了长期计划经济实践后得出的认识。按照迄今的人类经验,市场经济是不可替代的,包罗万象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中国现阶段主要任务是如何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问题。然而,当年思想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并没有永久地成为过去,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不可无视社会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计划经济;苏联模版;本土资源

中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基于中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对苏联模式的仿效。这几成定见。但国内外不少学者强调近代中国的历史延续性,看重计划经济的本土资源,认为:中国采用计划经济制度不是始于1953年,也不是1949年,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时期;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尤其是他的《实业计划》;而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或称统制经济)和发展国营企业,是朝野各界包括自由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潮;民国时期留下的产业、制度和思想遗产对1949年以后有着重要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参见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8月号;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伍晓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再思考:对国家或政府作用的经济学解释》,《比较》 2014年第6期;王文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市场: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美〕科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等等。)。应当说,这些研究忽略了前后两种“计划经济”的一些实质性差异。然而,它们的意义在于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看到跨越1949年界碑的历史连续性,认识到一些贯穿始终的问题并不因政权的变更而改变。由此,本文旨在对学界关于计划经济起源的讨论进行梳理,同时阐述笔者的一些思考,以求从更广阔的背景、更深的层次来理解中国的发展问题,并了解社会思潮演变的特征。

一、孙中山的实业救国计划

虽然孙中山本人没有使用过计划经济的说法,但论者往往把中国发展国营企业、实施计划经济的思想源头追溯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参见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8月号。)。《实业计划》甫一问世,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杨格就称:“孙中山是中国发展规划之父。”(转引自〔美〕科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第42页。)孙中山写《实业计划》,直接目的是游说西方政府投资于中国。《实业计划》是用英文撰写并率先在国外发表,然后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的,它的英文版书名就叫《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说它是第一份推销中国的策划书,也无不可。孙中山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必须借助于外资和人才的引进。“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然而,这个计划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绝无实施的可能。孙中山希望利用欧战结束的时机,吸引西方原来用于战争的人力、机器转移到中国,助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想法,也属一厢情愿。他曾将计划书寄到各国政府与欧洲和会,受冷遇而化为泡影。(参见周海滨:《孙中山和他的“实业救国计划”》,《镜像》2011年第11期。)不过,孙中山的宏大愿景对后人影响是持久的。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一个赶超式工业化计划。首要目标是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兴。孙中山认为:中国要挽救被“豆剖瓜分,蚕食鲸吞”的危局,除改良政治外,“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91页。)1912年,他让位于袁世凯的第三天,就开始了他的全国巡回演说,宣传他伟大的建设计划,号召万众一心,共图建设大业。1920年前后形成的《实业计划》包括六大计划,主要目标是在10年到20年内,修建相当于纽约那样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和许多商埠,修建长达10万英里的五大铁路系统,把沿海、腹地和边疆连成一片,修建全国公路网,开导和整修运河和各地内河航道,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生产钢铁、石油、机械制造、水泥等各种“工业之粮”。他特别重视钢铁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称当今世界是“钢铁世界”,“欲立国于地球之上,非讲求制造不可”。振兴实业首要的是发展重工业,即所谓“关键及根本工业”。(《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78页。)

显然,如此庞大的重工业建设计划,是幼稚年代的民间资本所不能承担的,必然只能由政府推动,倾全国之力为之。孙中山认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主张变得过时了,“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行车竞走也”,落后国家现代化必须速成,“革命之建设者,非常之建设也,亦速成之建设也”。《实业计划》引起知识阶层的交口称赞,“几于无处无人不欢迎之”。这并不奇怪,孙中山的想法反映了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人的一个“强国梦”。

孙中山的目标不只是“强国”,还始终包含着一个民生(或称均富)目标。1912年至1913年间,孙中山在各地作了58次演讲,以民生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就有33次。(参见贺渊:《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3页。)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倾向,基于他对中西两种社会的了解。19世纪后期,欧美世界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双重结果: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文明昌盛和科技发达;另一方面是社会两极分化,阶级之间激烈冲突,社会运动方兴未艾。西方列强展开了全球性殖民扩张和相互间的激烈争斗,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孙中山对西方的了解早于欧战。1896年,他游历英国伦敦,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他指出: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7页。)。他预言:“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289页。中国取鉴欧美工业革命,应当“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7、273页。)。基于这种观察,他提出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当然,他不认为中国已经出现西方式的社会危机。他认为中国不是贫富两极,而是普遍贫穷,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大贫小贫之分。 (孙中山说:“外国富,中国穷,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遍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1、381页。)他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是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他说:“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惟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442、323页。),因此主张“由国家把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2、323页。)。孙中山说:“假如我们不是利用国家的权力去建立这些企业,而把它们留在私人手中,结果将很简单,这就是私人资本的扩张,以及随着社会不平等而来的拥有巨大财富阶级的出现”(转引自〔美〕科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第98页。)。

不只是孙中山,梁启超也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流弊和危机。他在欧战结束游历欧洲各国后,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有相当的改变,不再一味推崇,而是作利弊两面观。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了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心理创痛,并观察到欧洲国家社会革命的暗潮涌动。他说: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亦愈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一切工业国家早已分成两国:资本国和劳动国。与孙中山一样,梁启超预言:资本国和劳动国“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准备着听战报罢。”他还断言: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4页。)

当代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他《帝国的年代》一书中写道:在1917年至1920年间,不仅是列宁,就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统治者,也认为社会主义是必然趋势,欧洲的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似乎都已放弃希望,静待死亡”。当时的广泛辩论是“应进行多大程度的社会主义化,如何将它社会主义化”。(〔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世蘅译:《帝国的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0页。)今天回头看,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惊恐有些过分了,世界并未社会主义化。但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方兴未艾,并广泛扩散到欧洲以外的世界,在中国也得到强烈的回响 (1921年,潘公展在《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一文中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合[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 )。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认可社会主义。例如,梁启超及其主导的研究系肯定社会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功能,主张中国“没有建设则已,如果有建设必定要依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张君劢则肯定俄国“这个有计划的经济之实施在经济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事”。胡适也认可社会主义成为时代潮流有历史合理性,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转引自闫润鱼:《试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叠共识”——基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的考察》,《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0期。)当然,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形色各异。但如果了解了这个大背景,也就不难理解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有没有经验可以援引?在孙中山看来,有一个国家近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德国是工业革命第一阵营中的后来者,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德国工业革命才真正起飞。与英美走“放任自由”路线不同,德国走了一条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路线,加强国家干预,将铁路、银行、航船运输、邮政以及烟草和制糖业实行国有,把资本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使德国后来居上,在不到半个世纪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了英法两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当时,列宁和孙中山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投向了德国。列宁说:“德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1871年产生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强国,它的发展比英国快得多。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一本经济史方面的书籍不承认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德国发展得更快。”(《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2—83页。)孙中山在一战以前也曾数次访问过德国,并在大英博物馆研究过德国经验,坚信德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而俾斯麦政权是“真正万能政府”。在社会经济改革、运输和通讯系统公共占有、直接税和“社会化了的分配”等方面,德国都已走到前头。俾斯麦不顾资本家们的反对,限制工作日,提供老年救济金和工人保险,“用国家权力来缓和工人的贫困”的政策,尤为孙中山所赞赏。他将德国经验融入到自己的民生主义理念中,认为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我所说的民生主义”。 (〔美〕科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第43—44页。)1912年8月13日通过的《国民党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应当取法德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9页。)。美国学者科伟林也指出:在孙中山“国家重建”的思想体系中,“德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美〕科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第34页。)。当然,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来源多样,并非德国一途。

 

由上可见,孙中山给出的工业化方案,不是寄望于私人资本,而是发达国家资本。不过在孙中山的工业化计划中,私人资本仍占有一席之地,实质上是一种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混合型经济。他说:“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 孙中山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是主张通过发达国家资本的办法来防止私人垄断。孙中山的另一主张是平均地权。他不赞成采取革命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而是通过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等办法消除封建垄断、贫富不均。(《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6—329页。)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个承认既得权益、实行增量调节的温和改革。孙中山主张毕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他所谓的社会革命,主要甚至唯一的纲领就是平均地权。他说:“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0页。)

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主流思潮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计划经济思想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潮。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知识界都赞成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国营事业。当时人描述说:“近年来‘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等名词,在国内刊物上,成了很时髦的题目。”“现在一般的知识界正在兴高采烈地提倡什么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等。” (转引自张连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统制经济思潮与自由主义者的反应》,《历史教学》2006年第2期。)

 

举几个例子。1933年发行的《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共征文26篇,其中绝大多数人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明确主张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仅有1篇(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由此看出,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备受冷落。经济学家吴半农说:如果仍拘泥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试图走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无异于白日做梦”。社会学家饶荣春认为:计划经济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唯一希望。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梁漱溟认为: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必赖国家权力居上之意识的选择、计划、调度、主持而进行焉”。 (转引自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年4月号。)一大批“书生”从政,如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罗敦伟等接受政府延揽,或许与他们的计划经济信念有关。罗敦伟还出版了一本专论《中国统制经济论》的书,认定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是20世纪“划时代的新制度”,认为统制经济是“当前中国唯一出路”。(转引自张连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统制经济思潮与自由主义者的反应》,《历史教学》2006年第2期。)介乎国共之间的小党派,既反对共产主义,也不赞同国民党的政策,主张“第三条路线”,但在如何推进中国工业化的问题上却与国共两党有基本相同的主张。如中国国家社会党主张私有制却反对自由竞争,认为应将全国经济纳入“完整的国家计划之中”,由国家垄断所有自然资源的开发,直接经营矿业、发电、铁路等企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党章则指出:“所有大型关键工业,尤其是具有垄断性的工业均须由政府经营。”革命青年同志会提出由国家控制全国经济的方案。主张与批评派也要求通过扩展国营企业的办法由国家控制全国经济。( 转引自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年4月号。)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如纺织巨子穆藕初、民生公司卢作孚、银行家陈光甫等,也主张实行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有学者说:30年代中国思想界对“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信赖,“已经近乎一种图腾崇拜”。( 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阅读当时人们的言论,可以看出,中国思想界崇尚计划经济的理由,仍然不外乎孙中山的两个视角:一是认定这是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强国梦想必走的一条路;一是认为它可以避免自由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流弊。例如,穆藕初说:中国经济“已濒于全部破产之状态”,再不实行统制经济则“国脉民生,断难延续,其结果终必沦为列强经济共管之惨剧” (转引自钟祥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史林》2008年第2期。)。翁文灏说:“欲使工业化成功,必须有计划进行,及以重工业为核心”,而“中国重工业之振兴不易悉赖私营,而需要政府以国营方式奠定基础”( 转引自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第250、252页。)。无计划的(纯资本主义的)英美方式对一个后起国家实现工业化已再不可能了。这点已被19世纪后期德国和20世纪苏联的经验所证明。 (〔美〕科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第118页。)钱昌照说:“我们不可再蹈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无限制地奖励私人企业。” (转引自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第250、252页。)陈光甫认为: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引发的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倾轧和社会的不安 (参见钟祥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史林》2008年第2期;黄立人:《论卢作孚的“计划经济”思想》,《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社会精英相信走计划经济和发展国营资本这条路可以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呢?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有两大历史事件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界的看法,一个是西方经济大萧条。一个是苏联工业化“奇迹”。有研究者评论说:“由于西方经济危机与苏联完成五年计划的示范性作用,中国思想界,包括像《独立评论》派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几乎完全被政府干预的魅力所征服。”( 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事实上,主张政府干预不仅在中国,也是一个世界性潮流。发端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席卷整个西方,造成的冲击和恐慌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接踵而至的是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据统计,1929年至1933年间,西方国家工业生产缩减了1/3多,世界贸易额削减近2/3,大批的工厂倒闭,银行关门,失业工人达3000多万,数百万小农破产,无业人口颠沛流离,生活困苦,经济倒退到只有20世纪初的水平(〔美〕加尔文·D.林顿编著,谢延光译:《美国两百年大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27—339页。)。自由资本主义遭遇到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对西方社会来说,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1933年,《东方杂志》刊文描述说:“资本主义随着恐慌的狂潮,已一天一天走入没落的途中,美国如此,其他欧洲各国与日本都如此。‘资本主义的末日!’这凄惨的呼声已响彻全球了。”(转引自郑大华、谭庆辉:《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为挽救危机,西方国家政府纷纷放弃放任自由的经济信仰,转而强化国家干预。经济学界就有所谓“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是要“寻找一种从资本主义手中挽救资本主义的办法”。(〔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世蘅译:《帝国的年代》,第372页。)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初,在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激辩,被称为“世纪之辩”。凯恩斯重新思考自由主义的正统学说,说明资本主义如想要生存,就必须把整体经济发展交由国家管理和控制,必要时还得转化为混合式的公私经济。哈耶克则捍卫自由市场秩序的理念,坚决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只会损害市场发展运行的机制。然而,各国政府面对大批失业者遭受的生存危机不可能无动于衷,什么事都不做,等着市场进行自我修复。如果是这样,先不说社会革命的威胁,政府首先就得倒台。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主义在各国普遍实行的原因。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凯恩斯的学说之所以受到许多人的热捧和各国政府的采纳,是因为大萧条让他们感受到“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已经死亡的教训”(〔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世蘅译:《帝国的年代》,第372—373页。)。意大利和德国对农工商金融业的统制、美国罗斯福新政、英国和法国实行的外汇管制、日本在本国和中国东北实行的经济统制,都统属于统制。统制经济就是干涉经济,与自由经济对立。( 转引自阎书钦:《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版)》2009年纪第5期。)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思想界对计划经济的推崇是对这个世界性主流思潮的回响。与之相应,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名声扫地。《独立评论》的文章说:一般人士都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或自由企业制度“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为立国久远计,我们不应拾资本主义的唾余” (转引自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

另一个背景是苏联的示范效应。据苏联政府在1933年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设了1500个大企业,工业产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计划初的48%增至70% (转引自王春良等编:《世界现代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8—239页。)。到1937年,苏联仅用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目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差不多4倍半,完整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苏联“一五”计划获得的巨大成功与西方大萧条形成鲜明的对照,吸引了中国人的目光,媒体上也掀起一股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热潮。据研究者对30年代初期《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申报月刊》《读书杂志》《大公报》等33种刊物的统计,有100多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200多篇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尤其关注苏联的“一五”计划(参见郑大华、谭庆辉:《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有人把苏联看作沙漠中的绿洲。例如,《申报》1932年的一篇文章说:“在目前整个世界都陷于经济凋敝的过程中……独有苏联似乎处在另一个世界,站在不景气的圈外,朝着繁荣的前途突飞猛进,”,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彬:《研究苏联》,《申报》1932年5月15日。)其实不只是中国,据《东方杂志》1933年的一篇文章记述:“近年来东西各国实业巨擘、学术专家、政界名流以及新闻记者、教育家、文学家和工人代表团等等”都纷纷前往苏联考察,回国后大都对苏联的成就大加赞赏,认为“苏俄的成功的秘诀,在于它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它与制造恐慌,产生失业贫困、酝酿冲突战争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 (志远:《苏俄第二届五年计划之鸟瞰》,《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 1日。)。由此不难理解,当时许多人为什么把强国富民的希望投向仿效苏联式计划经济,因为“眼看人家的国家好,自己这么糟,真叫人眼红。那么要好当然只有学人家了”。( 申寿生:《并按旧交替时代的游移性》,《独立评论》1934年第51号。)他们希望“引导中国目前无计划无秩序的政治经济走上有计划有秩序的路上”( 陈柏心:《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的展望》,《半月评论》第1卷第3期,1935年3月1日。)。

苏联“工业化奇迹”的影像强化了中国思想界早已存在的厌弃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左翼知识分子自不待言。胡愈之、邹韬奋、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吝美词地赞扬说:苏联“奴隶打碎了枷锁”以后,“产业改造超亚美利亚的速率”,“单就这一点已足证社会主义生产方法的优长”。在他们眼中,苏联已是“工人阶级的天堂”。 (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91、120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联经验也多有赞赏。罗志田曾指出:当年一些并不“进步”的思想界人物,如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周作人等,都表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厌弃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例如,胡适是自由派领袖,但他信奉的自由主义似乎不包括经济自由主义。早在1927年,胡适就发表过批判资本主义的言论,说“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 (转引自张连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统制经济思潮与自由主义者的反应》,《历史教学》2006年第2期。)而报刊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方法和语境,也渐成时尚 (张太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主流报刊上的马克思学说之运用》,《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2期。)。甚至连国民党官方主流媒体也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学说来分析世界大势。1934年2月,《人民评论》的一篇文章认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没落,社会主义运动勃兴”,“世界形成两个对垒的局面:一方面是蒸蒸日上,走进繁荣的康庄大道;另一方面则为恐慌所困,危机所缚,日趋没落!” (赵济孙:《中国文化运动之史的评述》(下),《人民评论》第33号,1934年2月20日。)在《文化建设》杂志上有人更提出:中国将来“不能按资本主义速度,只能循社会主义道路按苏联现有的速度,这是极可信的展望” (《“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讨论》,《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我们要清楚,这两份杂志可都是由国民党CC派所控制的。不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有不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否认中国有严重的阶级分化,反对“阶级战争”,主张采用“逐渐改良”的方法“达到大同之域”( 参见张太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主流报刊上的马克思学说之运用》,《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因此,虽然都讲计划经济,但计划或统制到什么程度,各人心中所指可能也不一样( 当时,有学者对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两个概念作了区分,认为计划经济以苏联为样板,是以全部经济领域的国营或集体经营为基础,政府对整个经济进行计划性管理;统制经济以德国为样板,是以私人企业为基础,政府对私人企业进行严格控制。还有人宽泛地看待统制经济,将意大利和德国对农工商金融业的统制、美国罗斯福新政,英国和法国实行的外汇管制,日本在本国和中国东北实行的经济统制,都统属于统制经济。参见阎书钦:《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版)》2009年第5期。也有人把统制经济看作比计划经济更严格的制度,如卢作孚主张计划经济而反对政府统制,他所谓“计划经济”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参见黄立人:《论卢作孚的“计划经济”思想》,《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