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1929—1955)

〔日〕石川祯浩著 李晓倩编译
2017年09月19日11:2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2013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套50册的大型文献资料集,收录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即新中国前17年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决定、指示等文件约4500件。20多年前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全18册,1989—1992年)是以此前编纂的内部发行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全14册,1982—1987年)为基础进行补订、扩充的。另外,2011年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全26册。据称,其收录的文件中有大约1/10是首次公开的)则是在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 ,则汇集了从中共成立到1949年的文件。因此,从系统上而言,2013年出版的这套资料集可以看作其续集。今后是否会进一步出版“十年内乱”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献集尚不明了,但自成立起已超过90年、执政也已经历60年以上的中共,今后或许也将会继续编纂、发行正式历史文件。

现在提起新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包括资料收集和编纂)时,通常都会考察一下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研究机构重建后的动向(周一平的《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第3章“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曲折道路(1949.10—1978.12)”介绍了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个别著作,但并未提及党史研究的组织、机构和期刊状况。)。中国目前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其前身是成立于1980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是成立于1980年。同样,前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共18册)也被评价为:“这样大量地系统地公开出版党的历史文献,在我们党来说还是第一次。”(步心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本)评介》,《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但这类党史相关资料收集机构和事业在此前并非完全没有。

一、中共成立初期的党史资料收集与编纂

中共回顾自身历史,并有意识、有组织地收集党史相关资料,可以追溯到1929年在莫斯科设立的“中国党史研究室”。中国党史研究室的主任为瞿秋白,他呼吁募集“参加党和革命斗争的回忆录”,“参加重要会议时的回忆录”。他的《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俄〕K.B.舍维廖夫提供:《俄罗斯所藏瞿秋白未刊启事》,《百年潮》2003年第4期。该启事指出:“请愿意写回忆录的同志,在一个月之内(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卅日为止),到中国党史研究室报名”。)是该研究室唯一留下来的通知,因而无法知晓该研究室是怎样的实体机构,存在了多长时间,也无法知晓它对资料的收集达到了何种程度。但当时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张国焘等中共干部,正好于1929年末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名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讲述中共党史。(参见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74—924页;〔俄〕K.B.舍维廖夫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那时,像瞿秋白就使用过共产国际总部关于中共的档案(根据笔者对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GASPI)所藏相关资料的调查(2003年9月),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引用的大部分资料,都能在该档案馆所藏的全宗514(“中共”类)中找到对应的文件。具体事例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可以推测,他们或许在准备这些中共党史讲义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有组织地收集党史资料的必要性。

话虽如此,当时中国国内能看到《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的同志并不多,因此回忆录征集的范围自然也就主要限定于留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1929年末,当时在莫斯科的何叔衡向同在莫斯科的董必武询问中共一大的情况,董必武复信作出了回答 《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35页。)。这样的往来或许与瞿秋白呼吁征集回忆录有一定的关联。

瞿秋白呼吁收集回忆录用于党史研究,他1930年回国后也注意系统地保管和整理党的文件记录、档案。中共最早规定有组织地管理文件记录的《文件处置办法》(1931年4月制定)也是由瞿秋白起草的。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中论述了切实保管党的文件的目的,即“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50页。)。在中共活动陷于困境的当时,中共党员们依然坚信将来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而为了将来书写历史,要把资料保存下来。依据该《文件处置办法》,中共的文件此后由上海的地下专门机构(即“中央文库”)收集和保存。中央文库的文件经过曲折辗转,在共产党实现“我们天下”的1950年初正式运送至中共中央处。 (关于以中央文库为代表的中共文书管理保存体制的沿革的详细情况,参见费云东、潘合定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档案出版社,1987年。)但那是后话,不管是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上海,还是逃脱国民党压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江西省的中央苏区),当时都未能编纂和出版党的历史文献。 (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编纂、刊行了若干中共党史相关的资料集(中文、俄文等),但目前中国的党史研究几乎都忽略了这些在中国以外编纂的资料集。)

二、延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与编纂

此后,中共在一定程度上编纂和出版党的历史文献,是在经过长征于陕西省北部建立根据地之后开始的。目前,能确认的陕北党史资料编纂的最早事例是1937年夏由延安解放社铅印出版的《中国问题指南》(“革命历史丛书之一”第1、2册) (两册都未附有明确写有出版时间的图书信息,但第1册序言有“1937年6月15日”的日期,第2册“编者的话”指出该书是在中共创立16周年时发行的,另外由解放社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杂志《解放》第1卷第16期(1937年9月13日发行)首次刊载这两册书的广告。由此可以推断,这两册书是1937年7、8月陆续出版的。)。第1册收录了1926年至1931年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9篇,第2册收录了1922年至1932年中共中央的宣言和决议(包括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13篇。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党的文献,以重要文件为中心,在长征时也一同携带,但转移途中有遗失,而陕北又偏僻,不便于重新收集这些文件。《中国问题指南》第2册“编者的话”指出:他们试图搜集中共一大和五大的文件,但未能成功。这也反映出上述的情况。

没有线索能说明《中国问题指南》是在怎样的体制和组织下编纂的,但《中国问题指南》第2册所收录的中共文件几乎全部都在张闻天执笔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当时刊行时写的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但实际上负责著述、编纂的是张闻天。参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重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所收的莫文骅《〈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1938年刊行)中出现。当时,张闻天是与毛泽东并列的党的领导人。由此看来,张闻天应该在编纂中起了中心作用。(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时期执笔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4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相当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初稿,也引用了后来《中国问题指南》第2册所收录的资料。另外,张于1937年6月20日写了回顾此前党的路线的《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在《解放》第1卷第8期(1937年6月28日),并于翌年写了《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解放》第43、44期,1938年7月),由此可见他是当时党史的最高权威。)编者对《中国问题指南》收录的这些历史文件的评价是全面肯定的,即党的路线“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完全正确的”(见《中国问题指南》第1册序言)。这也是当时张闻天的立场。

《中国问题指南》第1册和第2册于1938年2月合订,由解放社以《红色文献》再次刊行。饶有兴趣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作出决定,对刊行的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和历史资料的版本实行统一管理。1938年2月中共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登载的《启事》声明:2月8日以后,中共的官方文件、领导人的著作及历史资料等全部委托延安的解放社等指定的出版机构印刷发行,对于此前以各种形式发行的书籍和册子的内容,中央不予负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启事》,《解放》第31期,1938年2月25日。)。这就意味着解放社合订出版的《红色文献》正是中共最早出版的官方文献集。历史文献的收集此后也继续进行,如中共的机关报、机关杂志有时会刊登征求某文献的公告(例如《解放社为征集中共历史文献启事》,《解放》第43、44期,1938年7月;《征求文献启事》,《解放日报》1941年5月29、30日。),但资料集的续刊即《中国问题指南》(《革命历史丛书》)和《红色文献》的续编并未出版。

续编之所以未能编纂、刊行,当然有抗战爆发等外在原因,但中共内部也有原因。1938年以后,对于《中国问题指南》(《红色文献》)收录的文件评为“完全正确”的立场,党内开始出现不同声音,即有一些领导要求重新评价过去的路线。推动出现这样的评价变化,重新进行党史文献收集和编纂的,是整风运动时期的毛泽东。也就是说,1941年到1943年在延安与整风运动并行的是党的路线历程之总结。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党史资料的收集和编纂工作重新进行。新编纂的党的文献集是毛泽东所说的“党书”,即《六大以来》(1941年末刊行)和其续编《六大以前》(1942年10月刊行)。(《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不仅收录以中共中央名义出版的文件(决议、指示、宣言等),也收录了刊载在机关刊物等上面的党的干部的文章,但并未收录事后写的回忆录。)其后,1943年将两书缩编,印刷了《两条路线》。但这些文献集都没有公开发行,而是仅面向党员内部发行。

关于这两种党的文献集,特别是《六大以来》的编纂过程及其重大意义,以帮助毛泽东完成编纂工作的胡乔木的回忆为代表,已经有了若干研究,(主要有逢先知:《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工作的几个问题》,《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关志钢:《〈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与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第633—641页。)因此不再赘述。这里只确认说明以下事实,即《中国问题指南》和《红色文献》是从把过去的路线视为“完全正确”的这种立场出发而编纂的,而毛泽东编纂的新文献集绝不是它们的续编。

关于延安时期有组织地收集党史资料的情况,有必要提及的是:在这样历史性地总结路线的过程中,1942年3月27日,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设立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主任:康生,委员:彭真、胡乔木、陶铸、陈伯达、范文澜、陆定一)(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3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4—55页;《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根据《彭真年谱》,这一天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六大以来》通读完成后,中央高级学习组从下周起开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在该委员会设立之前(3月18日),为编纂“适合中层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中央决定让胡乔木、陶铸负责资料的收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2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该委员会编纂的党史文件选集起初书名叫《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这是1942年3月24日毛泽东和任弼时向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等人要求收集、寄送若干文件时使用的称呼) (《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422页。当时毛泽东和任弼时要求提供的文献是《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经若干曲折最后成为《六大以前》那部文献集。

中共党史上首次为进行党史资料编辑而设立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实际事务由胡乔木负责),通过索取在延安得不到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等努力, (为编纂《六大以前》,1942年至1943年,中央文库的一部分文献也运到延安(潘合定:《上海“中央文库”和延安中央档案转移的情况》,《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董永昌主编:《上海档案志》,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前注中提到的四份文件,在《六大以前》出版前只得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一件,其他三件未能得到。1951年《六大以前》再版时,才由中央办公厅补充进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于1942年10月刊行了《六大以前》。此后,也继续收集和补充党的历史文献。例如,在延安,为方便干部阅览,印刷了收录有胡乔木关于五四运动经过的文章和陈潭秋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等资料集。尽管可以查阅到其中一部分,(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藏。该馆所藏的资料集只有第21—24页,其中第21页是胡乔木的《“五四”运动经过》(参见《解放》周刊第70期(1939年5月)刊载的胡乔木《青年要发扬五四运动精神》一文),第22—24页是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后者公布了照片版(《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71—673页)。根据残存的这几页资料推测,其前后几页或许也收录了资料。继而推断,全书是一本党史资料集或回忆录集。)但遗憾的是,并不清楚这些补充收集的资料的全貌,以及它们是以怎样的形态印刷出来的。另外,也不清楚负责收集这些资料的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存续至何时。

尽管如此,延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和编纂是总结党的历史(探讨路线的是非)的一项政治活动,因此,它具有不同于一般历史资料收集的特殊性(高度的政治性)。甚至连上面提到的陈潭秋的回忆也被作为“党内文件”印刷出来,由此可见当时党史资料的特殊性。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