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五个论断及其现实意义

高长武
2017年09月19日11:19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是关系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前途的根本性问题。关于这一问题,邓小平阐述得很清楚、明确。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以下五个论断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重温这些论断,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特别是有助于澄清一些曲解和误解;有助于透彻理解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论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在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噪音杂音的错误实质,保持头脑清醒和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前途的根本性问题。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语焉不详甚至出现认识偏差,那么我国的改革就会走向邪路。关于我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邓小平阐述得很清楚、明确: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邓小平的如下五个论断中。

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提到改革的性质,人们最容易想到邓小平的著名论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第二次”是相对于“第一次”而说的。“第一次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第一次革命”的成功,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中国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前提和关键基础。

为什么邓小平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呢?它与“第一次革命”在性质上能否划等号呢?对此,对小平也说得很清楚。

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此外,他还具体阐述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370页。)这几段话清楚地表明,之所以称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主要是从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说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高度概括时,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了第一条。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次“革命”有着本质区别,不能直接划等号。从对象和性质上看,“第一次革命”,很显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意味着社会制度性质的根本改变。“第二次革命”,则是在坚持“第一次革命”已经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在具体体制方面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对既有制度进行根本否定;而且,之所以使用“革命”这一字眼,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具体指向的,即“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进而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发生“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此外,根本性质的不同,也决定了这两次革命在形式和方法上的明显区别:“第一次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等急风骤雨的方式来实现,而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确保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有序的社会环境中,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以渐进温和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综合以上分析可见,这两次“革命”具有本质区别。

总之,“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是从改革的首要目的,即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推动生产力的“革命性的变革”和飞跃性发展这个意义上说的,不能脱离具体指向和语境抽象言之,更不能将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性质上进行简单类比和等同。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关于我国改革的性质,邓小平还有一个重要论断:“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这一论断是对前一论断的补充和升华,如果说前一论断主要运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对改革的性质和意义侧重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层面作了界定的话,那么,这一论断,则主要运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理,对改革的性质和意义侧重从改善生产关系的层面作了界定。它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绝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充分发挥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是说,改革不是笼统地什么都要改,而是要坚持“改”与“不改”的辩证统一,改什么、不改什么,要具体分析。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具有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具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建设成就已经说明,“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不可能一建立就完美无缺,“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而且,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就,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还缺乏深入系统的认识,加之又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缚,以致走了弯路,犯了错误,遭受了挫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作为“好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起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进而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具体体制。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还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8页。),也就是要改革邓小平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一个社会的制度,概括地讲,大致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范畴。基本制度反映和规定着这个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具体体制则是基本制度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讲,关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它们规定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无论怎么改革,这些基本制度都是需要始终坚守的。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具体领域的具体制度、规定和做法,则属于具体体制的范畴。对于这些具体体制,可以根据客观实际和实践需要进行改革,而且这样的改革不会改变社会制度的属性。

由此可以对我国改革的性质作出分析:我国的改革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根本前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适应、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部分和环节,即通过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或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的具体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不断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和发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国改革“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但“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也就是说,始终坚持并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改革应该始终坚持的根本前提,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作为我国改革性质定位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脱离了这一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制度都不存在了,何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任何脱离、损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都是有违改革本意和初衷的。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