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七七事变性质、走势的判断和因应

于化民
2017年10月13日15:4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七七事变的发生,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中共中央判定,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据此,在到洛川会议召开的两个多月里,及时提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方针,制定了动员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力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克服各种障碍完成红军改编,迅速开赴抗日战场。中共中央对事变作出的迅速反映,及时推出的促成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的因应措施,充分体现了遵义会议后的中央领导集体日益走向成熟,具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力和应对突然事变、掌控复杂局面的能力。

〔关键词〕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洛川会议

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先后遭受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武装入侵行动。在这些军事行动中,七七事变无疑是最具重要性的历史事件,把中华民族推向了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卢沟桥头反侵略的枪声,吹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号角。自七七事变始,作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即以民族解放为己任,担负起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责任,成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坚强核心。全国同胞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赴后继,投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去。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中华民族赢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个彻底胜利,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捍卫了数千年文明发展的成果,同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时光不会倒流,历史必须铭记。8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凝重的历史,探讨在关乎民族存亡的重大事变突然到来的时候,中共中央是如何研判事变性质和预测局势发展的,针对局势变化作出什么决策、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这些决策和措施对于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全面抗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对于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开局中的历史作用,以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对七七事变性质和走势的准确判断

1937年7月7日夜,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的驻丰台日军,诡称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扎的宛平城搜寻。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遂向宛平城发起攻击,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一部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的发生,在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的,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它却是一个令人错愕的突发事件。事变次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同日,毛泽东、朱德又率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分别致电蒋介石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等,促请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对日坚决抵抗,申明中共和红军的抗战决心。上述通电和电报,分别刊登在7月1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1卷第10期和7月13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上。

与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在事变初期含混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断定,七七事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偶然事件,而是日本全面扩大对华侵略的重大步骤。7月8日通电便已指出:“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6页。)也就是说,事情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很快扩大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一是日本利用事变对中国进行外交施压,以为将来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作准备,而以前一种可能性为更大。新华社的军事述评特别强调了卢沟桥对整个华北地区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指出日军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意在“以达其武力占据平津并依此为进攻山西并吞华北的据点”。卢沟桥失守,将造成日本灭亡中国的有利根据地。“故卢沟桥的得失,实关系于华北以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 《从军事观点上来观察卢沟桥事》,《新中华报》1937年7月13日。)《新中华报》刊登文章,判断日军在卢沟桥行动的目的,是要迫使29军退出华北,把地处华北咽喉的平津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并明确指出,这一事件“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日寇一贯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寇有计划的行动”,是“第二个‘九一八’” (《卢沟桥事件》,《新中华报》1937年7月13日。)。果然,日本很快抛弃了事变时声称“不扩大”事态的假面具,于7月11日作出增兵华北的决定,决意扩大对华战争。

《解放》周刊从7月12日起,连续发表中共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对七七事变性质尤其是未来局势发展作出更进一步的分析研判。毛泽东所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重申7月8日通电所主张的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并提出包括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等项内容的八大纲领。基于日本不断增兵华北的事实,朱德强调,日本对于卢沟桥的进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企图趁机侵占华北,把华北变成满洲第二,至少变成冀东第二。他指出:“东三省已失掉了,热河也不为我们所有了,冀东的汉奸政权形成了,华北亦弄至岌岌可危的形势。一误岂可再误?”(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出版)。)署名矢针的文章也指出,日本是在用五年前对付沈阳的办法对付平津,用吞噬东北的战略攫取华北。今日局面的严重性,比五年前东北沦亡的情形更要危急。“倘若再重蹈九一八当时的覆辙,那么当时还有华北可以‘退守’,现在连这‘退守’之地都要转落敌人手中。倘若仍然幻想日本真会‘满足’于华北,倘若仍然幻想日本在吞噬华北之后,‘可以’‘保证’华中华南的别一帝国主义权益因而仿佛可以藉此徐图偏安之局,倘若仍然幻想妥协退让的屈辱办法会和缓日寇的凶焰,那么,华北沦亡以后,华南仍然可以成为‘日满华北’的‘天然发展而存在’之必须‘特殊化’之区,这样,第三个九一八仍然再接再厉的行将爆发于全国各地,而全中国将因是而完全的灭亡。” (矢针:《坚决保卫平津华北!坚决抗战到底!》,《解放》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9日出版)。)

受日本侵略凶焰的刺激,举国上下抗日救亡情绪空前高涨,各党派、各界人士和社会大众纷纷促请南京政府实行抗日。蒋介石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表达了抗战的意向和决心。这个谈话所表明的准备抗战的方针,受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同胞的欢迎。张闻天在文章中称之为“南京政府的极大进步”,同时指出“单单宣布抗日的方针是完全不够的” (张闻天:《论平津失守后的形势》,《解放》第1卷第13期(1937年8月9日出版)。)。尔后局势更趋危急。日军增调兵力陆续到达后,随即向北平、天津发起进攻,29军顽强抵抗并付出重大牺牲后被迫撤退,北平、天津于7月底陷于敌手。张闻天写道:“七月七日日军进攻卢沟桥的事件,我们即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占领平津与华北的开始。不幸这一判断已经完全证实了。”“日本帝国主义是决不满足于占领平津的。它将依靠平津,首先占领张家口,并吞冀察全部,向鲁、晋、绥、宁、青进攻,完成它创造‘华北国’‘蒙古国’与‘回回国’整个的计划。” (张闻天:《论平津失守后的形势》,《解放》第1卷第13期。)他严厉批评了南京政府对日一贯退让妥协的政策,认为正是由于南京政府的一让再让,使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深入冀察与平津,造成了今天抗战的困难与不利的条件。日寇进攻卢沟桥后,南京方面只是发表了和平解决事件的最低限度的立场,但在实际行动上却表现为迟缓、畏缩、游移和不彻底。南京政府对于七七事变的应对不力,根本症结在于缺乏真正抵抗的决心和切实准备,造成了战争初期的战略被动。

日本选择此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与法西斯国家酝酿中的世界大战是什么关系?中共方面也对此作了深入的观察。凯丰认为,日本为了实现独占全中国的目的,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一个机会,以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主要原因有三:(1)日本国内矛盾的加深,广大工农对于日本军阀法西斯的统治表示怨怒,统治者内部的磨擦一天一天恶化。近卫上台后,企图造成举国一致的内阁,于是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企图转移工农的怨怒与统治者内部的磨擦于对外的问题上去。(2)中国和平统一已经实现,但还没有完成。有国内和平统一的支持,南京在最近半年来采取对日强硬外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平统一的威胁之下,考虑着与其在中国和平统一完成后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战争,不如趁着中国和平统一未完成以前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战争更为有利。(3)当时西欧的紧张局面,更给予日本进攻中国的有利机会。尤其英国在西班牙问题上对德意法西斯的退让,英日谈判的进行,不能不使日本企图在中国造成“既成事实”,而逼使英国承认。 (凯丰:《一切为着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第1卷第12期。)《解放》周刊的一篇时评,敏锐地注意到卢沟桥事变与新的世界大战之间的关联,直称前者为后者的序幕,振聋发聩地疾呼:世界大战的危险不只是存在着,发展着,而且它已成为现实的事实了。不看见德意对于西班牙的干涉战争吗?它就是世界战争的一幕!不看见日本强盗侵略我们华北的战争吗?没听到卢沟桥畔的隆隆炮声与平津路上的轰炸声吗?这也是世界大战的一幕!世界大战便这样一幕一幕地展开来,自然,从一幕一幕的演变扩展为全世界规模的大战还需要一些过程,但是它的序幕是已经开始了。 (《八一感言》,《解放》第1卷第12期。)

还在平津失陷之前,中共中央在7月21日下达的党内指示中便已警示,卢沟桥事件是日本直接武装占领华北的整个计划的开始,其首先目的是在直接占领平津。中央估计,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挽救平津与华北与全国免于沦亡的唯一出路。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但这种妥协对于中国完全不利,它只能把平津华北葬送给日寇作为以后继续侵略的有利阵地。”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386、387页。)时隔两天,针对冀察当局可能与日本妥协的情势,中共中央再次向南京政府和全国同胞发出宣言,强烈要求南京政府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来贯彻蒋介石7月17日讲话宣布的抗日方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390页。)

一方面是日军大举入侵华北的态势已经形成,一方面却是国民党对联合抗战游移不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9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内时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大规模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是离彻底转变还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蒋介石的抗战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在华北实际是节节退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页。)张闻天认为全国性的抗战即将到来。他说,日本占领平津不过是对于中国本部的大规模侵略战的开始。它现在正在调动大军来华,来巩固与扩大已得阵地,压迫中国政府放弃华北。日本是决不会满足于平津的占领的。它必然还要前进。目前形势的发展,将必然从现在局部的应战的形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战。( 《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24—225页。)上述判断是洛川会议确定中共抗战的政治、军事和统一战线战略和策略的思想认识基础。

日军双管齐下,在积极准备扩大华北攻势的同时,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由是爆发。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工商城市和金融中心,对国民党统治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8月14日,南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蒋介石随即下达了总动员令。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制定党在抗战时期的行动方针和政策。会议对卢沟桥事变的性质和意义作了更为清晰的表述,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2页。)中共中央用两个“开始”准确揭示了七七事变这一重大事件的双重涵义:就侵略者一方的日本而言,全面侵华战争的战车已经隆隆开动;就反侵略一方的中国而言,全国性抗战的大幕已经拉开。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473页。)。

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对七七事变性质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尤其是两个“开始”的提出,确定民族矛盾已经取代阶级矛盾而占据主要地位,指明驱逐日本侵略者、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是中华民族当前的中心任务。这不仅有着军事上的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中共中央以上述判断为依据,从捍卫中华民族生存权和最高利益的立场出发,规定了党和军队在新形势下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制定了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有着本质区别的一整套全面抗战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抗日战争政治领导者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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