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生活”与“走出生活”

——关于地域史研究的一种反思

张乐天
2018年01月15日15:49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88年12月2日,笔者离开上海,重新回到家乡,回到农民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天,笔者在日记中写道:“汽车飞驰。我坐在汽车上浮想联翩。近十年来,我一直坐在书斋里读书研究。纯理论的空疏,现实生活的召唤促使我离开书斋走向生活。这是我的研究工作的转折点,是人生的转折点。人生难得几次搏,四十岁的人了,我风尘仆仆地准备去读现实生活这本书。”张乐天:《联民村调查日记》(1988年12月2日)。)。此后,笔者以浙北地区农村为研究基地,作了大量可以被称为“地域史研究”的工作。第一项研究成果《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于1995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曹锦清是第一作者,笔者是第二作者;专著《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于1998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的八卷本著作《当代中国农民的脚印》是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主持的浙北农村研究数据库“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提供了迄今为止最详尽的浙北农村地域的研究资料,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回顾将近30年的学术研究经历,经验与教训都值得细细品味,大致用两个概念加以初步概括,即“走进生活”与“走出生活”。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当代中国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应当从“真正的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出发,从“现实生活”出发。因此,我们进行地域史研究,第一步就需要“走进生活”。但我们“本在生活中”,何需谈“走进”?仔细辨识可以看到,“在生活中”的人与“走进生活”的研究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在生活中”,人们的许多行为一般都是感性的、例行的、不假思索的、即兴的、非理性的,人们常常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中前反思地、“自然地”展开着感性意识实践。研究者为了研究“在生活中”的人与人的社会生活,首先需要“虚无自我”,悬置原先被无意识地植入自我中的传统文化、日常观念和意识形态,悬置各种理论视角,以便“虚怀若谷”,装得下研究基地中的天与地、人与事。这项工作是“走进生活”的准备,也是“走进生活”的开始。这是磨砺作为研究工具的自我的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于是,研究者“走进生活”。所谓“走进生活”,就是研究者全身心地浸润于研究基地的日常生活中。这是研究者生存空间的“移位”,生存时间的“重置”,生存方式的“转换”。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必定面临挑战,也自然会收获许多欣喜与快乐。

“走进生活”不仅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下田野”,而且是地域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内涵十分广泛,其中有三项工作对于地域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参与观察。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研究者到研究基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生活一段时间,直接参与当地人的劳作与生活,这对于准确理解历史与现实都有难以估量的意义。参与观察使研究者“身临其境”,从而更有机会“设身处地”地去体察、解读、理解研究对象的生存状态;参与观察使研究者“感同身受”,从而更有可能达到“同理心”的境界,洞察研究对象的心灵世界。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研究者对于人们交往中特别是礼仪场合的行为观察具有特殊价值。著名学者科大卫曾经提出“动作记忆”概念。他认为,动作因为没有语言,可以有效抗衡时代意识形态的压力,构成长时段历史的标识。在香港新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博物馆,他们的动作符号可以追溯到明末社会。( 科大卫教授在“民间记忆、地方文献与中国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田野与文献:从区域史到世界史》,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4月22日。)笔者在浙北农村的研究中也注意到这一点。2009年2月9日,堂哥逝世,笔者全程参与并记录了复杂的葬礼仪式,其间惊讶地发现,此时的葬礼仪式与笔者曾直接参与的1970年舅舅的葬礼极其相像,而1970年浙北农村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这个发现无疑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时代的浙北农村。

第二,访谈与回忆。从80年代后期开始,笔者在浙北农村进行了大量访谈。因是当地人,曾经有20多年生活的经历,所以每次访谈都会激发起笔者对于当年生活的回忆。有时候,访谈成为笔者与被访谈者共享的一段经历,成为解读农村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而当笔者努力把访谈与回忆聚焦于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的时候,革命意识形态的遮蔽慢慢消解了,生动的生活场景出现了,由此看到了更具有立体感的农村社会。其中,一些老年妇女、“看破红尘”的老年男人的回忆给了笔者特殊的启迪,激发笔者提出了“剧场社会”(“剧场社会”是笔者长期研究人民公社制度后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存在模式:“剧场社会是一个革命表象掩盖(甚至可以说替代)了真实生活的社会,一个仪式化的表演胜过实际言行的社会。”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自序”第5页。)的概念。

第三,文献资料。基层单位保存下来的许多文献资料是当年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在文献资料中,时间地点的清晰记录、事件的过程与细节的呈现以及各种会议的发言与重要场面的描述等都是访谈与回忆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奠定了其在地域史研究中无可替代的地位。研究者阅读文献资料,就是进入当年的社会生活中,就是作“文献中的田野”。以这样的态度阅读文献资料,我们就需要考察文献资料的“内”与“外”,不但要努力读懂写了什么,更要发现“谁”在写、“为什么”要写、写给“谁读”、如何可能“留下来”等一系列问题。这样,我们就可能准确地为文献资料定位,发现其价值与不足,以便合理、适应地从事地域史研究。

“走进生活”使我们认识了地域社会中的许多人,听到了许多生动的故事,甚至似乎成为了“当地人”。但是,想读懂生活、解释生活,还需要研究者“走出生活”。唯有这样,才能摆脱“身在此山中”的困境,而让庐山真面目“了然于胸中,流淌于笔端”。

“走出生活”并不是实在论意义上的“脱离”,而是我们解读地域社会的“思想实践”。假如“走进生活”是为了更有效地搜集实证资料,那么,当我们试图读懂资料、理解资料并进行理论创新的时候,需要“站得高一点,离得远一点,钻得深一点”。

“站得高一点”,研究者才能从总体上把握细节,发现生活细节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所谓总体,就其最古老也是最一般的意义而言,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总体大于它的部分之和。即使这个最一般的含义也提示在认识活动中,总体的理解相对于部分认识而言的本质重要性。在地域史研究中,总体指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感性地生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指包含着自然、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性的生存场景。在这里,总体不是静止的,它在时间的延续中是不断变化的,因而是历史的。我们注意到,地域中的人物、现象、事件只有放在总体中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农民就是农民,只有在人民公社制度中,农民才成为社员。番薯苗只是农作物的苗,只有在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场景下,番薯苗才会被举证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同样,也只有在总体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准确理解当年许多农民“积极”加入农业合作社,无数知识青年“争先”上山下乡。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已经先在地掌握了总体的真理。总体是解读细节的视角,也只有在细节中才能丰富自身。脱离总体的细节是盲目的,缺乏细节的总体是空疏的。

“离得远一点”,研究者才能从细节追溯历史,比较准确地描述长时段的历史演化。从长时段的视角看浙北农村中的无数细节可以发现,那些华丽的革命辞藻、煽情的革命标语、连篇的领导讲话都只是静静流淌着的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小小浪花,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行动很快就成为行动者的自嘲,甚至曾经的饥饿和灾难也会轻易地被“数不清、理还乱”的杂事遮蔽并被人们遗忘。在浙北农村,只有农民们手握古老的农具日复一日地在田间劳作时,才不断地重复着古老的故事,并以当代的方式建构着传统的“活法”。只是到了80年代,浙北农村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细节,如农民集资办厂。而这类事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深刻地改变着农民的“活法”,因而预示着农村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钻得深一点”,研究者才有机会发现以往地域历史演化的逻辑,看清地域社会中社会权力的博弈,预测地域社会发展的路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左右着历史的方向。实践是什么?在浙北农村,实践是农民们为了“活得更好”“香火更旺”而每天展开的生存性活动,是为了“面子”而进行的策略性行动 (浙北农民把面子看得很重,他们说:“人要面子树要皮”,“人生在世,为来为去,只为一口气”。)。因此,在地域社会历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深入探讨农民们的行动策略,发现那些随机的、应急的、变幻的、预谋的、莫名的行为对于社会总体与长时段历史的含义,把握农民的能动性中所标示的历史方向。个体农民对于历史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农民大众的策略性行动则可能有力地规定历史的走向。在人民公社后期,许多浙北地区的农民悄然无声地离开生产队,拿起“行头”做泥师、木匠,“开后门”进入社队办企业,或者暗地里倒卖三夹板、铜线或旧电缆。他们没有政治宣言,却用自己的实践挖着人民公社的墙脚。当然,农民们的实践所标示的历史方向是各不相同的。研究者需要深入剖析社会权力的博弈与斗争,深入社会存在与“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 (吴晓明在《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当海德格尔注意到马克思讨论异化的文字时,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学比其他历史学优越,因为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并在各种不同社会权力的相互作用中寻找可能的历史方向。这是恩格斯晚年倡导的研究方法。1890年,70岁高龄的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其中,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无数个力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就是历史的方向。

“走出生活”,研究者才有机会更好地读懂地域社会中的人物与事件。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越努力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越可能从地域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创造一种我们自己概念下的世界史”( 科大卫教授在“民间记忆、地方文献与中国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田野与文献:从区域史到世界史》,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4月22日。),因为在这“一度”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的人们具有人性意义上的共通性。

(本文作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