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出席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始末

吴伟锋
2018年01月15日15:53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为三中全会的“前奏”,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历时36天。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但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见,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当时,胡耀邦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他不仅参与了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参与了邓小平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还是西北组的召集人之一。虽然他在分组会上的发言只有三次,话也并不长,但每一次发言的内容都很重要,都很精彩。

一、参与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

在会议筹备期间,胡耀邦为确定会议参加者名单,向中央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鉴于此时不少老一辈革命家已恢复工作,重新担任中央部委和各省区市的领导职务,他向中央建议会议可以开的大些。这个意见得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支持,决定通知各省区市和各大军区及中央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此外,胡耀邦还建议思想理论、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部门的人参会,也受到中央肯定。这些建议,使得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在与会人员的组成上,也前几次的中央工作会议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胡耀邦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他让中央组织部加紧写出了薄一波等“六十一案”的调查报告,整理了已经着手复查、清理的重大冤假错案,其中包括彭德怀案;让中央党校写出了康生问题的材料。他把这些材料带到了中央工作会议,报送给中央常委,也分送给出席会议的陈云等人。这些材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二、西北组的四个召集人之一

11月10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了开幕式。华国锋首先宣布会议的议题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他说:“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是邓小平1978年9月在东北考察中提出的。对于这个问题,与会者是拥护的。但是,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华国锋与老一辈革命家产生了分歧。

华国锋主张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不平凡冤假错案的情况下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很显然,这是矛盾的。因为这一关系全局的“工作重点转移”,所涉及的首要问题,决不仅仅是三个具体工作议题,而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即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用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主张把工作重点转移与纠正党内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解决“左”倾错误后果结合起来。用陈云的话说:不如此,就不能真正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一正确主张,在会下的议论中彼此传播着,并随之在分组讨论中很快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参会者按照地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胡耀邦参加西北组,这个组有35人,召集人是汪锋、霍士廉、胡耀邦和肖华。

与会者除了出席4次大会外,其余时间就都在自己的分组会议上。每个大组都编发讨论简报,刊登会议代表的讨论发言情况,供与会代表参阅。

三、响应陈云意见,围绕历史遗留问题发言

开幕式后,从11月11日起,各组开始讨论。最初一两天,几乎所有发言人都按照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对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表了态。

当时出席会议的许多人(也包括胡耀邦在内)的看法是,从整个工作的发展阶段来看,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必要的,因此拥护这个提法。但是,与会者又注意到揭批和清查“四人帮”还存在大量遗留问题: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和理论也还没有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华国锋在讲话中虽然也说“要对运动中这些来不及处理完毕的问题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和妥善的解决”,也提到系统地批判林彪、“四人帮”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但是他说得太抽象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讲话中都回避了,份量也太轻了。因此出席会议的人们听了华国锋的讲话后,一方面表示拥护,另一方面表示不能满意。

这样,与会者的发言开始突破会议的原有议题。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他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即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他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顾虑是什么呢?主要是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作出相关的平反决定。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党内外的安定团结,影响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陈云指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

陈云在发言中参考胡耀邦提供的材料列举了六个问题: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错误定为叛徒问题。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人的问题。四、彭德怀的问题。五、关于天安门事件。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的错误。

陈云的话刚一讲完,会场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等掌声停下来,陈云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东北组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当天,会议秘书组就印发了登载陈云发言的简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刊登后,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华北组的康克清、西北组的王任重、华东组的万里、中南组的邓华等纷纷发言,表示赞同。

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也持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理解,是工作方针的新部署,是领导方法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波浪式前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波峰已平,再提出新任务。否则,就会产生松劲、骄傲情绪。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波峰已过。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这就能动员全国人民,放开手脚,集中主要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个总目标面奋斗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一个根本的转折。它必将对全党、全国、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时,胡耀邦也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他说:“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教育子孙后代,关系到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赫鲁晓夫的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吸取。”

胡耀邦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干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问题。他说,我们用了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受到“审查”,人数达200万;下面还有不脱产的基层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对受到冤屈的人应按照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有错必改,翻案。否则,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消除不了,着重点的转移也难以顺利。他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说,这件事情要在1979年庆祝建国三十年前基本完成,有些事可以“一风吹”。他主张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等平反昭雪。

在这次发言中,胡耀邦也谈到了康生问题,讲得很尖锐。他指出:“康生的问题,我对他的历史情况不了解。他在1942年抢救运动中,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从不作一句自我批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据中央党校统计,被他点名戴上叛徒、国特、死不悔改走资派帽子的,就有六百多人。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里面。在这方面,他超过了林彪、陈伯达。他指使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六十一个叛徒’也是他点的名。”他认为,“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

胡耀邦这次发言不仅“就事论事”,而且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他介绍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他主张要揭露党的生活中的矛盾。

后来,胡耀邦又讲了中央专案组的事情,介绍了当时中央专案组的庞大机构,什么专案组管哪一类人等。胡耀邦说,有两个组在搞彭、罗、陆、杨,两个组在搞“公检法”,一个组在搞六十一人案件,一个组在搞“总政阎王殿”,一个组在搞“二月逆流”。同时在林彪、“四人帮”的事情出来之后,又有原先整老干部的两个组在审查“四人帮”的问题,六个组在审查康生的问题,三个组在审查谢富治的问题。他对原先审查老干部的专案组的人又去审查“四人帮”,表示不放心。

胡耀邦的这次发言,在西北组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表示赞同。

按照华国锋在开幕式上的布置,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所以就在陈云发言的当天晚上,召开了各组召集人会议,确定从11月13日下午开始,转入原定的第一项议题: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

四、关心农业问题

11月13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并指出,从今天下午起,转入讨论农业问题。随后,主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就《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作了说明。

从11月14日开始,各组讨论这两个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

农业问题是出席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外地来京的干部对农业的实际情况很了解,知道当时我国的农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国的农业向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强调了农业,丢掉甚至破坏了林牧渔副和农村工业运输业。在农业中强调了粮食,丢掉甚至破坏了棉、油、糖等经济作物。就是粮食,也因为搞“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斗私批修”、批判“唯生产力论”、搞瞎指标等也上不去。可是又不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搞得不好,就往自然灾害、中国人口多等方面推卸责任。“四人帮”粉碎后的两年中,情况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好转。

在讨论中,大家对会议准备的两个文件和纪登奎作的口头说明都不满意。因此,不仅地方各路“诸侯”,就是部队的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同志(其中不少人曾在地方分管或者兼管过农业),讲起农业问题来,都忧心忡忡。许多同志对文件回避农业的严峻现实表示强烈不满,指出了农业存在的问题。

胡耀邦对农业问题特别关心,11月16日他在西北组的发言颇有代表性。他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一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碍我们吃透农业上的一些根本问题。”他认为,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当时因为没有别的经验可以借鉴,有的是一些设想。经过二十年来的实践,毛主席的许多设想,证明是伟大的科学预见,应坚持。有的是我们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应该坚持做。也有不成功的东西,例如政社合一。为什么不可以改过来?革命领袖原来的设想,在后来实践中改了的,马克思、思格斯、列宁和毛主席都有过,是正常现象。

胡耀邦说,加速农业发展主要靠什么?主要靠几亿社员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东西。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今年才开始恢复。现在百业俱兴,上面条条很多,如果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不对头,又要重犯加重农民负担的错误。笼统说“集体经济就是好”,那是抽象的分析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这方面还有一系列的问题要研究清楚。

胡耀邦在发言中对“农业”的基本概念还讲了一番话,引人深思。他认为,什么是农业,什么是中国的农业?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中国人说吃饭就是吃粮,因此搞农业,就是搞粮食。所以我们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反常的畸形现象,粮食生产量很低,而消耗量却很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同我们不同,经济发达的国家主要是吃奶和奶制品,吃肉。因此,他们搞农业很重视牧业。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因为气候适宜种经济作物和水果,就大力发展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出口换肉换粮吃,有的国家主要是吃水果。我们的国家草原有四十三亿亩,海岸线有两万多公里,到处都适宜种鲜果、干果。因此,一定要把搞饭吃和搞农业的错误概念改过来。农业是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在大力抓增产粮食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据于光远回忆,胡耀邦在讲“吃饭”这个概念时,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建国初期有一次他同一位老同志一起去苏联访问。苏联领导人请他们一行吃西餐。侍者端出来第一道菜时,那位同志不吃,想等“饭”上来后再吃,没有想到侍者看到端上来的菜他不吃,以为他不想吃,在上第二道菜时,把第一道菜端走了。结果一道一道菜端上来,又一道一道地端走。他等着饭来,最后没有饭,饿了一顿。他用这个故事说明,由于闭塞,不少人连什么叫“吃饭”理解也很狭窄。由于对“吃饭”概念理解片面,有些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就只有靠种粮食,不知道发展多种食品的重要性;只知道“以粮为纲”,而不注意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胡耀邦在发言提出的问题,都是农业中的关键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根据华国锋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意见,农业问题只讨论六天,也就是到11月19日结束这项议题。但在讨论中,与会代表提出了很多意见,要求修改和重写两个农业文件,这样,就不可能按时结束讨论了。

按照统一布置,从11月19日开始,各组由召集人牵头,分别组成修改小组,开始修改两个农业文件。各组经过反复修改、讨论,综合大家所提的意见,起草了对两个农业文件的书面修改意见。

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各组召集人关于讨论农业两个文件的汇报,并作了指示。11月22日,各组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后.又分别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讨论,先后写出了书面修改意见,并改写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草稿,上报中央。11月24日,林乎加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直到11月25日上午,这一项议题才告一段落。

五、拥护中央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定

11月25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就与会同志在讨论中提出的天安门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讲了话,并就农业问题两个文件发表了意见。

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华国锋说:“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接着,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对所谓“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问题予以平反的决定。关于康生和谢富治,他说:“康生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有很大的民愤,党内干部和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情合理的。”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他说:“中央决定,这类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发过文件的,要将处理意见先报中央批准。”他还宣布,中央专案组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

关于农业问题,华国锋表态说,对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次会议,就是要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中各个方面的智慧.尽可能把文件搞好。新的六十条,经过修改以后,大家可以带回去征求意见。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有的同志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同志主张重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个稿子为好。如果不成熟,也可以带回去征求意见,将来再形成正式文件。总之,把这两个文件搞好,有利于统一思想,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推动农业现代化助建设。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这次讲话,不仅对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而且没有回避大家提出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拥护和普遍赞扬。

胡耀邦也十分高兴。他在11月26日上午的发言中,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对华国锋讲话中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大批问题,如为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和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表示高兴。他说,党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和核实,又一次果断地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一批大是大非问题,消息传出去,一定是党心大振,人心大振,世界人民和友好人士也一定高兴。这些问题的澄清和解决,必将大大提高我们党的威望,极大增强我国人民的团结力,有力推动全党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实在令人高兴和鼓舞。

第二,要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批评和自我批评风气保持下去,同心同德就可以不断增强。

第三,为了继续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势必要接触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如何全面评价毛主席的问题.这是即使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情。他主张中央经过周密推断之后,说清楚这两个问题。

第四,要尊重实践论,不能搞天才论、奴才论,要用实践来考察一切,检验一切。

六、联名提出《西北组向中央的建议》

会议进行到这样的程度,也许已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华国锋没有想到参会人员会提出那么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想到对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有如此大的意见,更没有想到会议已脱离了原来所设置的轨道,局面已越来越难以控制。就连大多数与会者也可能不曾料想,会议开得如此热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设性。

11月25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结束前,华国锋宣布:“请各组召集人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对今天讲的那些问题,再讨论一天,即转入讨论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然而,在各组的继续讨论中,对汪东兴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很不满意,指名道姓地提出了尖锐批评。11月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汪东兴。随后,西北组的杨西光和于光远作了联合发言,着重批评了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错误。一些与会者在发言中提出了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在内的人事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与会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开会,由邓小平着重谈了中央对人事问题的意见。邓小平说:“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

对于谁上的问题,邓小平说:“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也够格。有两个方案,一是三个人,一是四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中央委员,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这样,就舒畅了,将来追认就是了。”

会后,各组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经过几天的酝酿,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央关于人事安排问题的建议。还有不少人提议补选黄克诚、黄火青为中央委员。

12月8日,胡耀邦和西北组的其他三位召集人汪锋、程士廉、肖华联名将《西北组向中央的建议》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建议全文刊出。经他们圈阅,这个建议刊登在了会议简报上。

建议共有12条。分别是:

(一)东兴同志在保卫毛主席,揪出“四人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但是,东兴同志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态度引起很多同志疑虑。我们认为,坚持“两个凡是”和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不仅是思想路线的分歧,而且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东兴同志怎样考虑“两个凡是”?希望他能在这次会议上说明。关于真理标淮问题的讨论和关于《红旗》不介入的方针,东兴同志采取什么态度?吴冷西、熊复、李宠、张耀初等同志在有关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和行为,是否得到东兴同志的支持?东兴同志现在对他们的那些言行采取什么态度?也应一并说明。

(二)东兴同志对于周总理、对于朱委员长是怎样对待的?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说明。

(三)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多次作过很高的评价,认为“人才难得”。东兴同志说他那两下子不行,说他对“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四)为了东兴同志能集中精力考虑国家大事,建议他不要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更不要兼任警卫局局长了。

(五)东兴同志主管的宣传工作,这两年来在揭批林彪、”四人帮”中设立了不少禁区.做宣传工作的同志是有很多意见的,已经反映在简报上,希望东兴同志对这些问题作出说明。

(六)中央办公厅、《毛选》编委会办公室、警卫局等单位需要整顿,深入进行揭批查。8341部队在建制上应交归北京卫戍区,中央警卫局只作业务联系。一个师(据说有10000人)的编制太多,仍恢复警卫团。

(七)中央办公厅的各专案组应将材料、人员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不能销毁任何材料,包括片纸只字。

(八)建议陈锡联同志不要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九)建议纪登奎同志不再分工做常务副总理。

(十)热烈拥护陈云、邓大姐、胡耀邦、王震四位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建议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在名次安排上放在汪东兴同志前面。同意习仲勋、王任重、周惠、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七位同志补选为中央委员。

(十一)为减少中央常委事务,建议恢复中央书记处。

(十二)改组《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由胡乔木同志主持《毛选》编辑工作。主席的遗著、遗迹等全部交给《毛选》编委会办公室。

12月8日,西南组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此前一天东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向中央提出的类似建议也都上了简报。

经过充分酝酿,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真研究了各组酝酿人事的意见。对人事问题作出如下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这样,中央的人事安排基本确定下来,准备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根据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意见,从11月27日起,很多与会者断断续续地讨论了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并对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行了初步酝酿。

七、参与邓小平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

 

1978年,胡耀邦与邓小平谈话

12月13日下午4时,在完成会议议程后,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叶剑英先后讲话。

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胡耀邦参加了这篇讲话稿的起草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最初是安排胡乔木帮助准备并起草的,但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形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好变化,原来准备讲的问题有些已经基本解决,另外,会议也提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回答,所以胡乔木起草的那份稿子已不适用。

这样,邓小平自己列了一个大纲,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并邀请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人谈他的设想,嘱咐起草一个新的稿子。邓小平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作了交代,讲的很具体。胡耀邦等都表示赞同。

根据邓小平所拟的提纲和围绕提纲所作的讲话,胡耀邦和于光远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起草稿子,两天之后形成初稿,送给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召集胡耀邦等人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起草的同志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也对稿子作了相应的修改。12月13日,胡乔木对讲话稿作了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家里布置起草讲话稿和改稿、定稿时,胡耀邦一直在场。

邓小平的讲话共分四个部分: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篇历史性的文献,提出并回答了人们关注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叶剑英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讲了三个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勤奋学习,解放思想。胡耀邦对叶剑英讲话稿的起草也作出了贡献。11月中旬,胡耀邦就安排中央党校的人起草了初稿,但随着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初稿已不适应新形势,因而没被采用。叶剑英另外组织人员写出了新的稿子,并请邓力群、胡乔木作了修改。最后定稿时,因对个别内容拿不准,叶剑英征求了胡耀邦的意见。据叶剑英的女儿凌孜(原名叶向真)的回忆:“1978年11月中旬,胡耀邦先是召集冯文彬、吴江到他家里,安排为叶帅和小平起草讲话稿的事宜,当时定的调子是邓小平的讲话着重讲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叶帅的讲话主要讲分清是非的问题。在父亲的讲话稿最后定稿的时候,他把胡耀邦也请来了,大概是12月13日的上午,叶帅、胡耀邦、刘诗昆和我都在。当时,胡耀邦对这个讲话稿大加赞赏,连连说‘写得好’‘超乎预料’”。

华国锋在讲话中总结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并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随后,他宣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接着要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闭幕会后,由于要学习、讨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样,会议又接着开了两天。各组对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一致表示拥护;对这次会议的民主气氛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表示充分的肯定,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圆满结束。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和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突破原定的经济工作议题,开成了一次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胡耀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他是会议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作者:吴伟锋 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网络宣传一处副处长,助理研究员)

原载:湘潮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