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萧冬连
2018年02月01日10:2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是一个重要年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出现历史转轨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带来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以往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1977年开始,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一连串变化,高层也开始酝酿结束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目标,并为此寻找国家发展的新路子。改革开放的思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1978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时,高层没有出现太大分歧,说明中国改革有着深刻的内在动力。当然,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所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国家领导人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的共识也会困难得多。

〔关键词〕转向;改革开放

人们一般称1978年为改革元年。然而,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是一个更重要的年份。这年秋,毛泽东去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从而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持续十年、欲罢不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这时,中共高层开始酝酿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从1977年开始,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酝酿经济改革等重要举措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在1978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问题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发生,华国锋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依照当时面临的情势,无论谁掌舵都需要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启动改革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推力。而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

一、“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历史反思

中国改革何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笔者要说的是,改革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但改革的因子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伏下了。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性斗争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权争,“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1971年“九一三”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1976年清明节前后,被称之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与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它是一次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背后却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参加抗议的主力正是全程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亲身感受到农村的落后与贫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相互联络、交流情况和看法,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其中不少人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

不止是年轻人,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第499页。)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改造“旧政府”,但治理国家别无选择,还得靠老干部。事实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是由“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操办,虽然不见得是同一些人。林彪事件后,更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然而,这批人不可能如毛泽东所愿接受“文化大革命”路线,来正确对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毛泽东很清楚,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81—1782页。)。“文化大革命”聚集了否定其自身的力量。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在当时形势允许的限度内纠错“文化大革命”、扭转颓势的一次努力。“文化大革命”也造成一种机会,使各级领导人更加接近底层,直面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或许有利于他们思想上的解放。这一道理如同1961年中央常委和各地领导人下乡目睹农村的惨状,推动了当年的政策调整一样。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从摆脱“文化大革命”噩梦这一点看,多数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官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为改革准备了干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都伤害了。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过去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他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31、1244—1245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正是由于这场舆论战,突破了许多重大禁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而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也改变了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

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和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一讨论的开展。(参见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意见(参见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102—104页。)。另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即林子力、有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邓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参见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9页。)。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1977年和1978年期间,部分职工工资的调整、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的恢复,都体现了这种思路。

有些经济学家的思考,已涉及整个计划体制。例如,薛暮桥1978年4月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信,就提出研究计划管理体制问题。6月,他还通过对江苏和北京的调查,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现在管理体制根本缺点是,不管是条条管,还是块块管,都是按行政系统管,既割断了各行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割断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条块分割体制的典型弊端是:两个企业能商量解决的问题必须层层上报,由上级领导机关协商解决;一天能办成的事,往往要拖上几个月。他举例说:常州东风印染厂的灯芯绒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为增加生产,需要多进口染料,而因为没有外汇,需要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银行完全同意,但必须层层上报到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打了十几个图章才办完手续,而增加染料进口又要外贸部批准,又得层层上报打了八个图章。办完两项手续,共花了8个月时间,如果准许该厂直接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直接在香港自己购买染料,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他还看到:江苏国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如地方五小工业,地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又不如社队工业。因为地方工业留利比例(60%)超过国营企业(利润全部上交);而社队工业的留利比例(80%)又超过地方工业。(参见薛暮桥:《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1期。)因此,他认为: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而且要解决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薛暮桥:《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1期。)。

拨乱反正不止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由拨乱反正走向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正如于光远所说:“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2页。)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或者说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但邓小平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134页。)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恰恰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一个是人的政治解放,全面平反历史错案,解决各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个是人的思想解放,对历史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如果没有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为前导,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推动的。

二、改革的经济动因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1977年2月12日,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透露:几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1974、1976两年停滞不前,1976年只增长0.6%,钢产量倒退5年,不少重点工程形不成生产能力,财政连续3年出现赤字,1976年财政收入只有750亿元,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未刊稿,第13页。)。据估计,“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2月12日),中国网,2012年9月7日。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09/07/content_26747577.htm。)。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也是正式报告中首次出现“崩溃边缘”的说法。

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崩溃边缘”的判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国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总体上是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例如,中国问题学者哈里·哈丁说:“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动荡,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萧条与饥荒,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在1952年至1975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超过了其他亚洲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中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毛以后的改革却不应被视作是当时中国状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有相似看法的还有鲍大可、莫里斯·迈斯纳等。(转引自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7期。)国内学者陈东林也不同意“崩溃边缘”的说法。他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是发展的。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陈东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尽管不少人对这样的统计数据存有疑问,笔者仍愿相信“文化大革命”后公布的数据大体准确,“崩溃边缘”的说法太过政治化了。

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陷入严重经济困局的事实。这一事实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据有关资料统计,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例如,在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25%的队在40元以下(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这也意味着,在安徽省4000万农村人口中,有3500万以上的人是吃不饱肚子的(据统计,1977年安徽省总人口为4627万人,农业人口为4000万人。参见《当代中国的安徽》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 603页。)。农民的贫穷不只是在少数地区。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来自西北地区的负责人发言说:“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88—389页。)

城市居民生活虽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8页。)1978年前后,北京和各地出现持续不断的上访和闹事风潮,其诉求除了政治平反,就是各类民生问题。例如,在住房问题上,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根据对182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689万户,占35.8%。131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两平米的,有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成人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有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关于城市住宅建设的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6期。)

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这一时期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0—81页。)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中国长期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子,与之相配套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自50年代以来,中国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1952年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8倍,建立了大小工业企业35万个,其中大中型国营企业4400个。这个成就不应被忽视。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模式的特征是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可以勉强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政治上的松动释放出巨大的民生压力,依靠政治动员强制推行一种发展模式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存在,这条路很难继续走下去。国营企业效益日趋下降,同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困难。(财政收入年均增长,“一五”时期为11.0%,“二五”时期为0.2%;1963年至1965年间为14.7%;“三五”时期为7.0%;四五时期为4.2%。1974年、1976年两年为负增长,出现了自“大跃进”以来第二个财政困难时期。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第215页。)从财政角度看,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资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老模式也已经到了它的极限(参见赵凌云:《1978—1998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生与推进过程的历史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三、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农业发展滞后是决策层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的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农业上不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会议纪要指出:农业存在速度慢、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的问题。粮食增长率、人均占有粮食20年没有增长。有些多年来的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如四川省1976年就调进粮食20亿斤,棉花产量徘徊了11年,油料产量还停留在1952年的水平,糖料从1973年以来没有增长。(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944页。)。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中央的总体思路仍然是把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作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出路。所谓“普及大寨县”,除了“大批促大干”的政治口号外,主要有三项措施:一是继续提出1980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目标。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要求“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达到70%”。1978年1月,国务院又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仍然提出“决战三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第926、952页;《人民日报》1978年1月5日。)这明显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头指标。二是继续以“大会战”的形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梯田,造平原,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拦河打坝。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提出:全国耕地要从占国土面积的10%增加到20%至30%,要求各县、社都要搞大会战、大协作,打人民战争。三是采取实际步骤向生产大队所有制过渡。陈永贵曾向毛泽东建议: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并且取消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计酬办法,实行自报公议的计酬办法。鉴于“大跃进”的严重教训,1975年9月3日,毛泽东在审看陈永贵的建议后没有明确表态,而是批给邓小平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因多数省市不赞成,未形成一致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6页。)然而,到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却要求在全国已有7.7%的生产大队核算的基础上,选择约10%左右的生产队“先行过渡”到大队核算。随后,一些地方又刮了一阵“穷过渡”之风。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过渡的大队已达到20%,北京郊区达到50%,陕西有的县达到20%至7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952、957页。)

然而,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事实上已走入末路。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尤其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连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据薛暮桥回忆,他在1977年就认为:“‘农业学大寨’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改变政策,农业是否要走人民公社道路,还需要重新研究。”(《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和农民有更多接触的地方负责人心里更加明白,这套办法解决不了农民的问题。1977年6月,万里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下乡调查3个月,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还走进了许多农户的家里。万里回忆说:“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张广友、韩钢记录整理:《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随行人员回忆说,万里看到农民的贫困状况后“泪流满面”(吴象:《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省委六条”的核心是在政策上为生产队和农民“松绑”、减负,允许农民有点个体小自由,这是用实际行动反对大寨“大批促大干”那一套做法。“省委六条”虽然引起一些人,特别是陈永贵的强烈不满,但舆论倾向正在发生变化。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写了“内参”和通讯宣传“省委六条”。1978年 2月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长篇报道并加按语和评论,肯定和赞扬安徽的做法。(《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记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的产生经过》,《人民日报》1978年 2月3日。)

邓小平也支持地方率先清理政策。1978年l月,邓小平在同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谈农村和城市政策问题时说:“我还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1978年2月,四川省委也出台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其内容与安徽类似,尤其强调扩大农民自留地和发展多种经营。安徽、四川两省的文件都是从“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传统思路之外寻找农业的出路。当然,从总体上说,它们均未超出60年代初调整时期的农村政策,但是在两省执行后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取得明显的增产增收效果。

到1978年,中央政策开始悄然变向,“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步为“落实农村政策”的呼声所代替。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湘乡县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告。7月19日,又转发了陕西旬邑解决干部强迫命令打骂群众问题的报告,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生产队没有自主权、调用民工过度以及干部强迫命令等普遍性问题。(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959—965页。)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没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会前按照传统思路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在会上被推翻,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另起炉灶搞了一份关于农业的决定草案。草案批评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式微,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少数农民利用这种已经松动的政治空气走得更远,开始秘密地搞起过去反复批判过的“包产到户”,尽管他们只是为了找一条生活出路,也未必理解他们的自发行动与即将展开的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是,这种现象也说明,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具有深刻的内在根源。

四、扩大引进:为现代化寻找新方式

高层酝酿改革开放,起始于现代化规划的重新启动,以及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寻找新的资源和方式。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广受诟病,但平心而论,他毕竟是一位务实领导人,对搞经济建设比搞阶级斗争更有兴趣。从1977 年初起,他采取种种措施改善民生,先后召开一系列全国性的生产建设会议。虽然还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老套路,但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已经是他关注的焦点。1977年,在初步稳定政局之后,编制现代化长期规划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1975年夏,邓小平主持整顿期间曾制定过一份“十年规划发展纲要草案”。1977年9月,“十年规划纲要”重新修订,并提出未来23年设想。新的十年规划提出: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高指标,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等过高计划。这个十年规划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提出,在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这个规划后来被视为“洋跃进”,受到诟病。袁宝华回忆说:“当时华国锋同志总有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7期。)但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想法,当时整个高层,包括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普遍有一种莫失良机的心情。

当编制长期规划时,最高领导层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方案,就是作为完成这个大计划的措施提出来的。1977 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31—36页。)11月18日、23日和25日,中央政治局又连续三天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报告。扩大引进成为这两次汇报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国家计委报告提出10项政策措施,其中第一条是整顿企业,第二条就是引进新技术,提出要“在五年到八年的时间内,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48—49页。)由此可见,引进新技术在完成未来23年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当时,中国领导人雄心很大,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方毅等高层领导人在讨论中对进一步扩大引进都很急切。邓小平说:“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267页。)。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副总理余秋里为主任的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

中国领导人急切想扩大引进是有原因的。要想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宏大目标,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当时中国大多数技术设备还是以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而苏联的技术和设备在当时并不是先进的,几十年来又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恰恰是这20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种状况。早在1975年主持整顿时,邓小平就提出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一个大政策”。(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90页。)1977年,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228、236页。)。1977年9月邓小平复出后,还采取了两个大动作:一是1977年秋季恢复取消多年的高考,以适应快速培养人才的需要;二是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现有的科技力量。

70年代末,中国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众所周知,自5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实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政策。其中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甚至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禁单项目还多 500 余种。),无法进入西方市场;60年代中苏同盟分裂,中国向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途径也中断了。在这一时期,即使中国领导人有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的愿望,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同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全面建交,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得到恢复。因此,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已经开通了。1978年,邓小平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二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中国获得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和西欧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走向强大,愿意支持中国朝向现代化的努力。1978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访欧情况时,领导人们得出的一致印象是:欧洲“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出点力量”(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6页。)。7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上出现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根据出国考察团带回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仅欧洲就有多达5000亿美元的游资。无论日本还是西欧国家,都争相同中国谈贸易,日本、西德、法国争相借钱给中国。(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4页;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72页。)由于美、欧、日从联手“遏制”中国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改变。这是过去可望而不可即的有利时机,也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扩大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模。

从内部说,对于单纯的引进,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并不大。毕竟在过去已经有三次对外引进。第一次是50年代,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第二次是在60年代以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为解决“吃、穿、用”问题,中国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为2.8亿美元。第三次引进是1973年以后,中国先后同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是43亿美元(称为“四三方案”)。1973年以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有过扩大对外设备和技术引进的想法,毛泽东也并不一味地排斥。(迟爱萍:《新时期对外开放方针的先声——对陈云对外经济工作思想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218—228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83页。)但这一设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是受困于党内斗争,如1976年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阻挠进口大庆大化肥厂项目,并与华国锋发生冲突(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36页。)。而粉碎“四人帮”,则消除了政治上的掣肘。到1977年止,“四三方案”成交金额39.6亿美元,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武钢1.7米轧机等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1)》,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第IV—131页。)。1977年的对外引进是“四三方案”的继续,不过引进方案不断加码。1977年7月提出的方案是8年引进规模至65亿美元;到11月,增加为150亿美元;到1978年3月,增加为180至200亿美元(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31、49、90页。)。到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时,8年计划引进的总规模达800亿美元之巨(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2、145页。)。在一年时间内,计划引进的规模扩大11倍之多,其总量是过去不可想象的。

1978年提出的庞大引进计划,包含着一个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这与此前的单纯引进是完全不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只有在50年代获得过苏联的贷款,未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过资金援助。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也大都采取现汇结算的方式进行。1964年还清苏联债务以后,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没有外债的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成为中国人自以为骄傲的一件事。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想过利用外资。1973年,陈云提出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想法,其中就有利用外资的内容。当时想到的利用外资的形式,是通过中国的金融机构吸收国外存款。(参见陈东林:《陈云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2期。)还有一种形式是延期支付。6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引进都使用过延期支付的方式(参见刘向东等编:《我国利用外资概况》,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2页。),这可以视为初级形式的“利用外资”。除此之外,其他利用外资的方式都是禁区。中国不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更不允许办中外合资企业。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1978年春。当年4月22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在一次对外讲话中明确说,有六种做法过去不能做的现在可以了,包括: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用外商商标牌号定牌,协作生产,寄售,分期付款、延期付款。但向外国借款和与外国举办合资企业,仍然是不做的。(转引自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和起步》,第 272页。)

然而,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动力很快冲破了这条界线。从国际环境来看,主要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利用外资的条件,即西德、法国等都主动表示愿意大量借钱给中国。谷牧出访带回的信息是: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后,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事宜。以上这些事情都说明了他们解决资金过剩的急切心情。(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4页。)就国内而言,主要当时资金需求量大,实行大规模引进,外汇严重不足。1978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5.57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转引自〔韩〕朴贞东:《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为了解决外汇短缺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了许多办法,包括:减少粮食、化肥进口;增加原油、原煤和有色金属出口;发展旅游业、手工业和来料加工业;积极吸收侨汇;等等。然而,对于800亿美元的引进规模来说,所有这些仍然不敷使用,国内配套资金也严重缺乏。从何处筹集建设资金?有两种方案:一是提高国内的资金积累率,二是引进外国的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的积累已经达到极限,积累率在30%以上,只有降低,不可能再提高。因此,在国内出现一种利用外资以完成庞大建设计划的强烈要求。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当时也断言:“如果不寻求国外长期贷款,那么,中国当时提出的特大规模投资和工业发展规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进口方面的巨大需求,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1卷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第87页。)应当说美国的这个推断还是准确的。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320页。)6月30日,谷牧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应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张根生:《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确定: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技术。(张树军,高新民:《共和国年轮:1978》,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194—195页。)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放手利用外资的问题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12月15日,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两个禁区:一个是只接受商业贷款不接受政府贷款;一个是不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到1985年为止,需要一笔相当于几百亿美元的外国贷款,我们的方针是接受政府之间的贷款。”“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干。”(〔韩〕朴贞东:《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和起步》,第 274页。)

五、出国考察潮: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启示

对改革开放决策以巨大推力的,是1978年兴起的出国考察潮。其实,出国考察从1977年就开始了。1977年初,一机部部长项南对美国的农业机械化进行了考察。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带一批专家到日本考察,催生了引进成套设备建设宝钢的重大项目。这一项目于1978年1月由国务院正式批准。1977 年 12 月底,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赴英、法重点考察欧洲的企业管理。(程中原:《1977—1978: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起步》,《晋阳学刊》2010 年第 3 期;汪志馨,项小米:《项南的沉浮人生》,《纵横》2007年第1期。)此外,还有轻工部、地质部、农业部、兵器工业部、石油部等派出的考察团。起初,出国考察主要为了落实引进项目。1978年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则明显是为了寻求国外经验。(《学习外国经验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百年潮》2002年第11期。)华国锋要求派更多的干部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联系自己作为借鉴”。(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18页。)

1978年,出现了第一次出国考察高潮。究竟派出了多少个代表团出国?目前还没有具体数字。由中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团至少有四个:一是197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10 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访问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二是3 月 28 日至 4月 22 日,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三是4月10日至5月6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四是5月2日至6月6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代表团。这四个代表团都是直接由中央派遣,每个代表团回国后都写出报告,并向中央领导人汇报。这些报告除了提供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可行性论证,还提供关于被考察国经济发展和管理经济经验的说明。

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报告认为:斯大林试图把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拒绝,导致苏、南关系恶化,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党。根据代表团的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重要作用。(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9—10页。)

赴日经济代表团报告认为:日本高速增长主要在60年代,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6倍,平均每年增长15.5%。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其“窍门”有三条:一是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二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三是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该报告还指出: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实现后来居上,因此中国在技术上也应采取“拿来主义”。(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07页。)

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的报告说:香港澳门经济发展很快,但中国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下降,国内商品在香港进出口商品总额中占比由27.4%下降到16.6%,远落后于日本。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用三五年的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宝安、珠海就建立出口生产基地问题的动议是中央部委与广东省共同商议提出来的。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与宝安、珠海共同制定了生产和出口和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五年规划。4月至月间,段云率团考察香港、澳门后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人介绍情况并交换意见,双方一拍即合。回京后,考察组写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并上报中央。6月3日,段云直接向华国锋等人作了汇报。华国锋肯定了他们的建议,明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转见李正华:《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第 441页。)

最重要的一次考察当属西欧五国之行,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 20 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出发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让他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代表团行程为5月2 日到6月 6日,共计36天,先后访问了西欧五国的25个城市80多家单位。期间,会见了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信息,参观的项目以工业交通为主,范围涵盖电力、冶金、机械、公路、机场、港口等,所有先进工艺和设施都引起了代表们的浓厚兴趣。代表团回国10天后,起草完成《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之后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中国被封锁和自我封闭20多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和外贸工作的外,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未刊稿,第 192页。)这些考察团所看到和带回来的信息,对中国领导层的思想冲击很大。

第一个强烈印象是: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像日本、西德这样的国家,国民经济已经高度现代化了,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高度自动化;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整个西欧高速公路形成一个网络,劳动生产率高出中国相同性质企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更是超出中国人的想象。访欧代表团报告说: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法国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6%,生产的粮食除了供国内消费外,还有40%的谷物供出口,丹麦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7%,但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可供三个丹麦全国人口的需要。出国考察团归来,差距感和落后感十分强烈。访欧团报告坦率表示:中国与发达国家比“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1—122页。)。

出国考察得到的另一个强烈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好的东西。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包括: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06、122—125页。)访欧代表团的报告说:“毛主席曾经讲过,欧洲各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国家较小,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办事机动灵活。我们这次出访看到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例如西德州一级政府的权力比较大,许多事情州政府定了就可以办,这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工作就搞不活,也就谈不上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5页。)关于瑞士、丹麦、法国等国农场主不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也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这些国家的政府规定:农庄主的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取得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发给的“绿色教育证书”,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才能继承。(参见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这些现象使考察团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从而为领导人决策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参见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

让出访者没有想到的事,还有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西欧五国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城市人均住房达20至30平方米,农民的生活水平同工人相差无几,公害也得到很好的治理,社会保持稳定。(参见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11月,王震访问英国。期间,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他访问过伦敦一个失业工人的家。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室、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具,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可以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当访问结束时,中国驻英使馆人员询问王震对英国的观感。王震高兴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柯华:《在马克思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炎黄春秋》1999年2期;于日:《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陈独秀研究动态》2002年第3、4期。)

当时,影响更大的是同月邓力群访问日本回来后到一些单位作访日情况的报告。邓力群说:1955年至1976年间,日本工人实际收入增长2.1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收入增长6%。除工资外,企业每年分红两次,每次分红增发1至3个月的工资,还有其他福利补助。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多有1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机、吸尘器、电器炊具等耐用消费品,包括农民在内都穿毛料子,服装式样多。商店经营商品50多万种,而我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伧”。不仅如此,出访者观察到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奋发向上”,“事业心非常强烈”,社会风气还不算坏,车子不上锁,商店下班时不上门板,也没有听说有人偷,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比北京好得多。邓力群说:人们的道德品质,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产品的日益丰富,逐渐变得好起来。衣食足然知礼义,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日本经济情况——邓力群1979年1月19日在社科院党组学习日上的汇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45期。)邓力群对日本在十三四年内就实现了现代化,对日本工人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对东京比北京“好很多”的社会治安,自然流露出钦羡之意,对中国与日本在现代化发展上的巨大差距感触很深。反观中国,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人均住房面积仅3.6平方米,拥有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仍然是多数家庭追求的目标,而在农村仍有2亿人口未解决温饱,相形之下,反差太大了。

邓力群、王震等人的观感是真实的、未加修饰的,大体反映了第一次身临其境体验资本主义的考察者们的共同感受。这些情况在党内和民众中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次出国考察潮有一个特点:不是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去挑刺,而是着眼于学习和借鉴。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在情理之中。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改变了人们的许多观点。随谷牧访问西欧的杨波回忆说:“对我个人来说,可以说是开了眼界,增加了许多新知识,了解了很多新情况,也改变了过去的某些观点。”(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

六、从国务院务虚会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系列出国考察带来的新信息,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6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赴日经济代表团和赴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的汇报,华国锋、邓小平都参加并发表了意见。华国锋说:“看准了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邓小平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19、120页。)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又听取并讨论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华国锋主持汇报会,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乌兰夫、王震均出席。大家兴致很高,汇报会从下午3点开到晚上11点。聂荣臻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回忆录》,第306页。)大家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华国锋说:“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些好的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不适应,非改革不可。”(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9页。)他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建议,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转引自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38页。)

华国锋对于考察团带回的信息不仅重视,而且很兴奋。据胡耀邦当时在中央党校传达时的说法,7月6日,华国锋把他找去彻夜长谈,从下午3点钟到凌晨1点多,谈了9个多小时,涉及出国考察团从日本、西欧带回来的许多信息。华国锋反复问胡耀邦,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最后,华国锋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一下,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他也要出国。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也要出去。”“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沈宝祥:《胡耀邦与华国锋(上)——我所知道的若干情况》,《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1978年是领导人密集出国访问的一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领导人如此频繁出访,除了外交需要,很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究竟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并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据随访的朱良回忆,华国锋了解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国锋要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国锋看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便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1978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当年初,他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了朝鲜。10月下旬,访问了日本。11月,又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年初,又出访美国。邓小平的亲见,加上其他考察团提供的信息,强化了其紧迫意识,也使其改革思想更加清晰起来。他在9月访问朝鲜时同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从朝鲜回国途中,邓小平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要来一个革命”。他还表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来管理,“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6—83页。)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召开,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会议由李先念、谷牧主持,规模并不大,到会的有六七十人,但规格很高。参加会议有国务院44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耿彪、谷牧、王震、陈慕华全都参加。华国锋很重视这次会议。在23次会议中,他只有一两次没有参加,在会上发言和插话至少有13次。(参见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42页。)邓小平没有参加务虚会,但听取了主要汇报。务虚会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上有30多位各部门负责人先后发言,几乎覆盖了中国建设的各个财经领域。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提出:日本、西德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中外发展的巨大差距强化了领导层的紧迫感,但许多国家的经验也使出国考察人员普遍信心倍增。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所谓东亚“四小霸”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说明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华国锋说:“出去的同志回来后,自信心更强了。去日本、去西欧的同志回来,都提高了信心;对我说了,我的自信心也更强了。原来认为二十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十三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可以赶上去。”(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8页。)谷牧回忆说:“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谷牧回忆录》,第308页。 )

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胆的讨论。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几个问题备受关注:一个是南斯拉夫考察结果;一个是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报告;还有一个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以国务院研究室名义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会上的一些发言很有见解。据于光远回忆,姚依林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说明要了解资本主义,要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对与会者很有说服力。(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报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批评说:“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报告提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力、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本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376页。)胡乔木等人撰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吸收务虚会的议论,修改后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国外引起重视,被看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信号。于光远说:“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的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 重视改革, 发轫于这次务虚会, 未始不可”。(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55页。)当然,会议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也表露出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

国务院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319页。)“三大转变”思想的提出,说明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经济体制必须改革。

所有这些,为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原定的议程主要是经济议题,但实际的议程转到更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上,也使得国务院务虚会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题没有在会上展开讨论。(参见于光远:《三中全会和国务院务虚会》,《上海综合经济》1998年第11期。)经济话题讨论较多的是农村政策,起草了两份文件关于农业的文件草案。然而,问题不在于三中全会是否对经济改革进行了多么深入、广泛的讨论,依照当时的认知水平,即使讨论也不可能超出国务院务虚会的深度。重要的是,会议充满了改革的精神。邓小平在他的主旨讲话中说:“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页。)叶剑英的讲话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他批评许多同志对“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深刻革命”思想准备不足。(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第187页。)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第4页。)

对于经济改革来说,有三点极为重要:一是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摆脱持续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频繁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及此后几十年的变化都根源于这一“历史性转折”。二是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为改革探索打开了意识形态的空间。三是在“只进不出”的策略下实现了权力结构的变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班子初步形成。尽管改革在1978年已经酝酿成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可以认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的方针。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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