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及其历史书写

欧阳军喜
2018年02月27日11:2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全球史是近年来国际史学研究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历史书写的“全球或跨国转向”(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作会议论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第57页。)。全球史最初是以一种与传统的以国别史为基础的世界史相区别的“新世界史”的姿态出现的,随后演变成一种新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它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网络”,强调构成这一“网络”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交往”对历史的驱动作用,关注的重点也从民族国家和政治问题转向跨国或跨地区的互动现象和非政治问题,比如经济交往、生态交流、技术交换、疾病流传等。(〔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目前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逐渐从世界史领域扩展到国别史、区域史和专门史的研究中。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既属于党史也属于国史或当代史的研究范畴。无论是党史还是国史,改革开放史的研究都可以而且应该借鉴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事件。首先,改革开放不只是中国对自身过去的一种“拨乱反正”,同时也是世界秩序变动的产物。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所作出的决策。邓小平曾说过,对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5页。)。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国逐渐摆脱了国际上孤立的状态,这一切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得不到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要推行下去也是非常困难的。其次,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划时代的变革,同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中国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中国最终要走向资本主义。但是经过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他们慢慢懂得了,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7—158页。)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西方又有人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但是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非但没有“终结”,反而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再次,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且重塑了世界秩序。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同时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改变了过去国家间力量的对比,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必须具备全球的视野,将改革开放置放于全球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研究改革开放史,不仅有助于扩大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容,而且有助于揭示中国发展的独特历史逻辑,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全球史视角的引入必将改变对改革开放许多问题的认识,为重新书写改革开放的历史奠定基础。笔者认为,全球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史书写,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史料的多元化。科学的改革开放史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尽管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者目光的进一步下移,地方史料和社会史料都逐渐为研究者重视 (韩钢:《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但就改革开放史而言,现有研究大多使用的是国内出版的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及相关人物的文集。这些文献固然是研究改革开放的基本史料,但如果仅仅依靠这些材料,则有其局限性。这是因为,这些文献只能看到决策的“结果”,而看不到决策的“过程”;只是反映上层的活动与思想,而看不到基层的动态与回应;只有政治生活,而看不到社会生活;只呈现单向发展,而看不到多边互动。鉴于过往研究存在史料来源简单化和单一性的问题,有研究者强调要重视“易见史料”的利用以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证性 (吴志军:《从易见史料的多元化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证性》,《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从全球史的角度看,除了易见史料外,还要收集稀见史料、民间史料和外文史料。特别是外文史料,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罗家伦在谈及使用外国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性时曾经说过:“近代的中国,不但在国际战争或外交方面,受外国的影响,就是内政的变动,也何尝不受外国的影响。或是直接的公文报告,或是间接的观察调查,在外国文字里都有重要的文[史]料;而且他们的观察调查,有时比我们自己的还清楚。他们的文书之中,当然有许多为自己回护的地方;遇着这样情形,史学家正应当运用自己的眼光、判断、方法,去识别,决不能掉首不顾。” (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号,1931年3月。)罗家伦此言是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而发,但其原则也适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就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流互动更加紧密和频繁,无论是前面提到的改革开放的起源,还是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都必须依据中外双方的材料才能说清楚。从《邓小平文选》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文章都是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的讲话。但是外方的反应如何则并不知晓,这也需要用外方的文献加以说明。因此,除了中文材料外,外国的档案、外交文书、同时代人的相关记载等等都应纳入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史料范围。也就是说,全球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史应该是多种档案、多种文字的历史书写。

第二,内容的全球化。改革开放史的内容无疑必须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曾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7页。)研究改革开放史,当然也应该“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因此,所谓“全球化”并不是要“去中国化”,而是要在全球视野中理解中国,在内容上将中外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来。尽管学界普遍意识到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将中国改革开放史放在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中来认识,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往往并不能贯彻这一原则,常常是就中国论中国,就改革开放论改革开放,缺乏全球的视野和互动的意识。“全球”或“世界”只是一个“背景”,并未能真正融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叙述。全球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史,不仅要求讲清楚改革开放的历史,而且要求讲清楚历史中的改革开放,也就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改革开放。因此“世界”不只是一个“背景”,而是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全过程的重要因素,是改革开放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举凡中外之间的政治博弈、文化交流、贸易谈判、技术转让、资本流动等等都应纳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叙述之中。比如说技术转让问题,邓小平在1983年9月24日同金日成会谈时说,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技术转让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国把中国由P组改为V组。P组是指苏联等国家、敌对国家;V组是非同盟的友好国家,但V组里又分很多类。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都是V组。美国政府的变化,就是在全球战略中对中国估计的改变,因而出现技术转让和贸易上的放松。这同中国在这个时期开始改善同苏联关系有关,加强了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而美国感觉到不同中国搞好,它也不好过。(《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第478—479页。)显然,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与某一个国家的技术转让谈判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全球战略布局的问题。如果不是从全球视野来研究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得出真相。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世界日渐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和举措无不表明,改革开放的历史书写,离不开“全球”的因素。

第三,叙事的生态化。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场革命”,涉及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迁、文化交流与合作、意识形态斗争、环境变迁与人口流动等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是复数的,改革开放史也就应该呈现复数的形态。但是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一种单向性的“宏大叙事”,缺少“差异”、“互动”和“细节”。运用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和弊端。全球史观致力于探讨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关注跨地域跨种族的互动与交流,诸如人口的迁移、疾病的传播、帝国的扩张、生物的交流、技术的转移、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传播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等等问题,这些都是以往的中国史研究所忽略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 (王永平:《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由此出发,全球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史应该是一种生态化的历史书写。所谓“生态化”,就不是单向发展的,而是多元互动的;不只是政治、经济的变革,理应包括技术、资本、人口、环境、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全球史的视角不仅要求研究者把上述各个方面纳入研究视野,而且要求揭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改革开放的意义和影响,从而使改革开放史呈现一种“生态”景象。比如说意识形态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单向性的因果关系。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努力使改革开放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60年代以前的观点 (《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第346页。)。90年代初,邓小平又说,中国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又比如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简政放权的推行,释放了许多的社会空间,引起了社会生活的诸多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该成为改革开放历史书写的对象,这样的改革开放史才会是丰满的、生动的。

总之,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对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借鉴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只是为了扩大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容,增强“问题意识”,而不是要取代其他的研究方法。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根本的方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全面的、历史的、辩证地看问题,这一点永远也不会过时。

(本文作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