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不是一次独立的会议

——从通道会议到会理会议

刘竟涛
2018年06月15日15:3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改组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前后,从1934年12月12日的湖南通道会议到1935年5月12日的四川会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长征途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有了这些会议,才使中国革命从转折走向辉煌,让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一系列会议,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那么后来的石厢子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修订发扬和全面总结。前者主要从宏观上解决了领导路线的问题,而后者则从细节上解决了权力交替、人事安排问题,军事上成功地运筹了“四渡赤水”,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一、遵义会议的前奏

中共党史专家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说:“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这些(会议)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

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召开有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批评了中央的军事路线。李德、博古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肖克会合,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苏区。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他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建议除了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这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建议第一次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是毛泽东重返中央决策层的起步。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从此可以看出,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中央政治局以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西进战略方针。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同时,会议还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转移方针以中央领导集体意志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作出最后准备。

二、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及重要成果,目前党史研究界比较认同的主要内容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二是研究讨论红军今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三是解决了组织问题。

第一个议题,从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私下议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到通道会议毛泽东等公开发表意见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以及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肯定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战略转移方针,意见虽然基本统一,但争论还是比较激烈,特别是作为党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所认识,思想不通。会议通过报告的形式,全面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批判了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博古对自己的错误有了反醒,有了认识。会议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纪要》),这标志着对博古、李德左倾军事错误路线的全面否认,为紧接着毛泽东复出中央决策层和中央领导集团的改组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个议题,在政治路线解决以后,会议重点讨论研究军事行动问题。会议认为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已经不现实了,会议决定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向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不久,1月20日,中革军委按照遵义会议精神制定了中央红军《渡江作战计划》,中央红军向赤水中下游地区靠近。这一战略决策,成为后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转战“四渡赤水”的序幕。

第三个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适当时候进行常委分工;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体制,仍由军事上的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中央政治局在政治、军事方面更高程度地统一了思想,解决了路线方针问题,研究了新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战情紧迫,红军迅速离开了遵义,踏上了北进的征程。遵义会议讨论研究的三个议题,分别都没有完善,有些决定没有来得及落实。如《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还没有起草通过、军事上战略转移的方针还没有出台、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没有新的分工、毛泽东具体职务还没有安排等等,这些善后工作都是在后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革军委会议,才落实解决的。

三、遵义会议的延续

石厢子会议  1935年2月3日至2月5日,中央军委纵队一渡赤水后到达四川古蔺县水潦镇石厢子场(今四川省叙永县石坝彝族乡),并在此整休。中央政治局在此期间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落实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政治局常委分工和研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回忆:“从土城战斗渡过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里说:“在遵义会议之后,长征的许多事情有了头绪。二月五日,红军抵达黔滇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博古的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一职便悄悄地由洛甫代替了。毛(指毛泽东)正式被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党史专家蒋建农认为:“石厢子会议决定了三件事情:一是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二是关于苏区中央分局今后的行动方针和成立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三是调整并确定中央红军新的进军方向。”石厢子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十分密切,完成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进行的中央领导权交接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扎西会议   1935年2月8日,中央军委纵队抵达云南扎西。2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中央红军暂缓渡长江后新的战略方针以及部队缩编问题。据《红军长征过云南》一书记载:“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红军面临的形势,决定红军进军的方向;二是研究决定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会上,进一步总结了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讨论通过了中央提出的《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会议还研究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创建川滇黔根据地。彭德怀回忆道:“当时中央军委命令,从三军团抽调三四百人,派得力干部率领,在川、滇、黔边创新根据地,我们照办了。抽选了四百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同志率领,在军委指定地区进行游击战,创造新根据地。”可见,扎西会议主要内容是:通过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委托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完成部队精简缩编;成立川南游击纵队,创建川滇黔边新的根据地;制定了红军新的行动方针。

鸭溪会议  1935年3月4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中革军委在贵州遵义县鸭溪镇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成立了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经张闻天提议,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被推行“左”倾路线领导者免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之后,重新担任红军领导职务。

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召集并主持会议,提议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周、毛、王)领导” “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有关形势的报告,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会理会议是长征中一次重要的会议,它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

遵义会议作为中共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会议,不是一个独立的会议,它是由若干会议组成的会议群。这些会议,紧紧围绕遵义会议精神,既和遵义会议有密切联系,又具有会议自身的时代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艰辛,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轨迹,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光辉历程。

注:

①金一南:《苦难辉煌》第289页,华艺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

②刘伯承:《回顾长征》第4页,《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③选自《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4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3版。

⑤蒋建农:《长征中石厢子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载《军事史林》2013年第1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主办。

⑥《红军长征过云南》编写组:《红军长征过云南》第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

⑦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第2页,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作者系四川省叙永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

                                     

 

         

 

(责编:颜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