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及历史经验

吴德刚
2018年07月04日10:4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作的重要报告,科学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述了5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真总结党的历史,更好地发挥党的历史鉴今资政作用,是新形势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地位和作用、经验和启示,对于探索党的执政规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参与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明确提出实行代表大会制度。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确立了全盟代表大会在盟内的最高权力地位,规定每年8月召开全盟代表大会,遇紧急状况时可召集非常代表大会,并对代表大会的职权、工作程序和方式等作出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制度的重要探索。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只在1847年召开过两次代表大会,但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的主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1864年成立、由马克思直接领导的第一国际在章程中规定:“每年召开由协会各支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0页。)。第一国际存在12年召开过五次代表大会、三次代表会议。恩格斯对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尤其重视,他晚年在致德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倍倍尔的信中强调:“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来说也是重要的,这样做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4页。)巴黎公社革命后,欧美各国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大都选择了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

列宁继承并推进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根据列宁的意见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召开(尽可能至少每两年一次)。1905年,由布尔什维克单独召开的党的三大通过的新党章对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规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在列宁领导下,按照党章规定,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先后召开了俄共(布)七大至十二大。

列宁还就如何开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使党的代表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自由、使党的代表大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切实贯彻执行党的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等作出表率,进行探索。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要进行大量准备工作:中央要确定大会主题与议程,指派主要报告人,通过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出版“争论专页”,倡导争鸣;各省、州、边疆区和部队要先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大会主要议题、提出建议、选出有表决权的代表、邀请有发言权的代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注重进行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鼓励展开热烈讨论甚至争论,可以发表不同意党中央决策的意见,甚至可以单独发表与党中央主报告意见相反的副报告,把主副两个报告提交全体代表讨论。为了加强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1920年9月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它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责是同党内官僚主义、升官发财思想以及党员滥用职权的行为作斗争,接受审理各种申诉和控告。在列宁及全党的努力下,党的代表大会呈现一派自由、民主的良好氛围。

1924年列宁逝世后,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没有继续执行下去。自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起,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延迟召开。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制定的新党章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改为“至少每三年召开一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6页。)。但苏共十八大拖延至1939年召开,苏共十九大拖延13年之久于1952年召开。从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开始,党的代表大会基本都是每5年召开一次。1990年7月,因国家经济政治形势异常严峻、党内外不满情绪急剧增长,苏共二十八大提前一年召开。这是苏共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底苏联便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其孕育和诞生过程中,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的设计,根据列宁民主集中制的党内组织原则,建立并形成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共一大于 1921年7月23日召开,宣告了党的成立,通过党纲。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党的首部章程,第一次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作出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一大——十八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第7页。)。二大党章还对党的领导机构选举办法、全国代表大会与党员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作出规定。1927年6月根据党的五大决定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规定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即讨论与批准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审查与修改党纲及党章;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策的方针;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及其他等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有了比较完整的规定,并不断发展完善。

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简要回顾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7年的光辉历程,迄今为止召开了19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体而言,这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下面作一简要回顾。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近代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党召开了一大至七大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一大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不通,时代呼唤新的力量来领导中华民族走新的革命道路的背景下,于1921年七八月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的。大会起草和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它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运动很快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党进一步认清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因此,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2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西方列强在一战后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国内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进一步加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共同压迫下,一场变革现状的大革命,已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强烈的共同需要。在工人运动屡屡受挫的现实中,共产党人看到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作出了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并正式提出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这些重大战略决策,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国民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遇重创。党的五大在这一紧要关头于1927年四五月在武汉召开。大会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是由于没有提出相应的有效措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大会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有重要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进入极端艰苦的时期。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因此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1928年六七月,在国内白色恐怖严重的形势下,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我们党在国外召开的唯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认识和工作转变,推动革命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后来讲过:“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9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六大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1945年4月至6月,党的七大在延安举行。七大与六大间隔17年,其准备经历了较长的过程,中央曾先后八次作出关于筹备召开七大的决定。七大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纲领和策略;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七大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中共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我们党从幼年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特殊历史条件,这一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多次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下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我们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事项要向共产国际请示和报告,重大决策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第二,从一大到六大,基本坚持了年会制。七大在修改党章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可能,决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3年召开一次。第三,代表大会议程和议题数量较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土地、统一战线、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军事、宣传、组织等方方面面。七大后党的代表大会议程简化,议题趋于集中。第四,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方式不同。早期以指派推荐产生为主,七大后以民主选举为主,少部分代表由中央指定,体现出广泛的代表性。第五,代表大会召开地点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而变化,在上海、嘉兴、广州、武汉、莫斯科、延安等地召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我们党从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局部执政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责任。这一时期,党召开了八大至十一大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是在我国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性转变后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大会,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确定了一系列工作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八大是一次解放思想、民主开放的成功的大会。它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并明确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以八大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标志,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新的认识。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和1973年8月党的十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时期召开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两次会议作出这样的评价: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

党的十一大于1977年8月召开。大会总结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虽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十一大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路线方针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进行重要探索的时期。八大对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决定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常任制。八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邓小平同志称这是一项根本的改革。这一时期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过程,有些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至今)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召开了十二大至十九大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决策也逐步付诸实施。如何适应新形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成为党中央着力考虑的问题。召开党的十二大,系统总结过去6年来的经验,进一步肃清“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提上党的议事日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大会提出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并围绕总任务,制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小康”战略目标。大会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还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方针。大会制定的新党章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中的优点。

十二大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党在深刻分析基本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作出明确回答。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北京召开。大会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方针。为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大会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并对此作出全面部署,对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目标、性质、内容、步骤、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这是在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作出三项意义深远的重大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我国面临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历史抉择。在这个关键历史节点,党的十五大于1997年9月在北京召开。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党章,将其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阐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这个基本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大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以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为我国跨世纪发展作出战略部署。

跨入20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在新世纪新时期,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等重大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党的十六大作为我们党在新世纪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在北京召开。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党章。大会根据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作出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的重大判断,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复杂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于2007年10月在北京召开。大会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科学概括,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并将其写入党章。大会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和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更高要求。大会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明确要求,标志着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成果,体现了党的十八大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工作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大会审议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对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必将更好发挥规范和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完善,逐步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机制。主要特点是:

第一,大会职权得到进一步明确。十二大党章彻底清除了从九大到十一大所制定的党章中的错误,重新明确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十二大及其制定的新党章, 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十九大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职权进一步修改为: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修改党的章程;选举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大会主题更加鲜明突出。8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随着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愈加清晰、理论愈加成熟、制度愈加完善,发展战略越来越具体,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第三,代表履职方式逐渐规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进一步重申和贯彻,党内民主进一步发展完善, 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制度和规定越来越具体、规范,作用日益得到充分发挥。

第四,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趋于稳定。从十二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严格按照党章规定,每5年召开一次。十四大至今,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期都是7天。从地点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北京召开的。

回顾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可以看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始终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伴前行。这是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党的指导思想一次次得到丰富和发展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加以正式确立;这是不断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转变为由我们党独立自主地召开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这是逐步规范成型的过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巩固,建立起规范化的制度;这是形成民主传统的过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发扬了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使民主化程度一次次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成长、成熟、发展、壮大,走向辉煌。

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是党的历史发展的集中体现。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生动实践,都是在成功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指引下奋勇前进的。历史充分证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是关系党的生存发展、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关系人民福祉的根本性战略性重大决策;承载着举旗定向、明确目标、凝聚力量的重要使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每一次成功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开启了新的伟大征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推动理论创新,不断用科学思想武装全党

我们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党是党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指出:“在党和国家处于历史转折时期、事业发展处于新的起点、前进道路上遇到大的困难、世界社会主义出现风波、国内外敌对势力借机制造思想混乱的时候,我们党特别重视用科学理论教育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 习近平:《关于新中国六十年党的建设的几点思考——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09年9月28日。)历史证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总是在不断推动党的理论创新,促进理论发展的新飞跃,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把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页。)每一次成功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全党一次新的理论武装,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特别是党的七大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分别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写入新修订的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这些都体现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继承创新。

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实践和理论紧密结合,不断在伟大实践中凝练提升伟大理论,又使伟大理论落地生根指导实践,从而使理论的磅礴伟力得以更加充分发挥。

(二)总结历史经验,为开辟未来提供智慧和借鉴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善于总结经验,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对发生的各种缺点、错误作出自我批评和公开纠正,并且通过总结和反思使党的领导水平得到新的提高,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得到新的发展。” (习近平:《关于新中国六十年党的建设的几点思考——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09年9月28日。)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历史经验,作出一系列顺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的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我们党的重要制度优势。

回顾历史,每一次成功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全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靠总结经验开拓前进的。特别是每当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总是在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使革命在曲折中发展、在挫败中崛起,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党的六大总结大革命前后的经验教训,党的七大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 20 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都对推动革命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八大通过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二大深刻总结八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20多年探索实践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鲜实践,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对14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作一个历史回顾,对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出郑重结论,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党的十六大回顾1989年以来13年的历史,总结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等10条基本经验。党的十八大回顾十六大以来10年的历史,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8项基本要求。

党的十九大回顾总结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14个坚持”,是对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对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综合凝练。党的十九大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相继提出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简化提升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凝聚着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辛奋斗的心血,是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开拓前进的智慧力量。

我们党在重大历史抉择关头,还两次专门讨论历史问题,作出历史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及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了思想理论准备。第二个历史决议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概括出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0个方面的基本经验。这两个历史决议凝结着全党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起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用,既是七大和十二大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七大和十二大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3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首过去,是为了找准前进方向。” (习近平:《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9月4日。)总结历史,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为了开辟未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明确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基础上,探索历史规律、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分析党内外形势,确定工作中心和主要任务

根据形势对未来作出科学预判,对一个政党的发展至关重要。毛泽东同志认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4—396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我们强调重视形势分析,对形势作出科学判断,是为制定方针、描绘蓝图提供依据,也是为了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在分析国内国际大势中把握发展大局、确定工作中心和主要任务,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始终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二大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在最低纲领实现之后,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这就将我们党的长期目标和短期任务、远大理想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基本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八大深刻分析历史转变时期的国内外形势,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西方国家趁机兴起反社会主义运动的恶浪。国内一些人也丧失立场、失去定力,以致发生了政治风波,党和国家事业面临严峻挑战。在此重大抉择关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释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党的十四大把握有利时机,及时作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的深刻变化,指出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全面部署,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明确要求,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党的十九大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十九大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描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

正确分析和科学判断形势,是确定工作中心和主要任务的依据。善于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形势是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个鲜明特点。历史充分证明,只有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才能制定出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客观实际的工作中心和主要任务,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感召力,不断开创新局面。

(四)制定和确立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事业健康发展

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路线是党全部活动的生命线,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和坚持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习近平:《关于新中国60年党的建设的几点思考——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09年9月28日。)正确的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执行正确路线的根本保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盛衰成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和确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领党的前进方向,确保党的事业不受外界干扰,坚定不移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历史关头,党的七大制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和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方针政策,为实现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制定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01页。)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党的八大制定了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积极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随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虽然反映了人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美好愿望,却忽视了客观规律,加上其他复杂的历史原因,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曲折和失误。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三大对中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做了深刻分析,明确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强调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风险,抵制各种干扰,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九大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进一步深刻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表明,抓住抓准抓好路线方针政策,就会使全党思想有所指引、行为有所遵循,党就会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国家和社会发展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五)选举领导机构和成员,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无论是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还是使命任务目标的实现,都迫切需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带领人民不断开拓前进。

选举领导集体和形成领导核心,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职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不断完善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选举制度,领导推动事业不断前进。党的一大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党的二大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党的三大通过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中央组织机构的法规性文件——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党的四大明确提出组织问题是我们党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次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称谓规定为“总书记”。党的五大首次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六大制定第一部关于中央委员选举的党内法规,规定不再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强调集体领导,并将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探索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虽然受“左”的思想影响党的九大撤销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选举产生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七大、八大以及十二大到十九大,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选举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比如,党的七大、八大党章均有关于中央书记处的条款。当然,这是艰辛探索的结果: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开始设立中央书记处,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虽然党的九大到十一大一度取消了中央书记处,但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又如,为了党的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党的十二大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到党的十四大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党的历史表明,党的领导集体、领导核心对党的事业发展影响十分重大。没有领导核心,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举步维艰;有了领导核心,党的事业才能焕然一新、蒸蒸日上。

党的六大以前,我们党没能形成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党的一大到五大,陈独秀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许多探索,但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以及他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和思想认识的偏差,他忽略了自主领导革命这个核心问题,犯了右倾错误,使党在大革命失败时遭受惨重损失。党的五大以后一个时期里,党的主要领导人一度频繁变化。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成为主要领导人。在党的六大上,受共产国际影响,在组织上单纯强调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常委会主席,不仅作用有限,还背叛了革命。1930年,李立三曾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他错误估计形势,主持制定一系列冒险计划,使党的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农村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许多党、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捕杀。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等人一度主持党中央工作,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使党遭受惨重损失,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错误指挥,使党和红军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七大产生了五大书记,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八大上,这个领导集体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为后来的新老交替做了组织准备。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先后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形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坚强有力领导班子,继续为中国航船掌舵领航。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迫切需要,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4页。)刘少奇同志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23页。)邓小平同志指出:“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领导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历史经验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探索,我们党对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形成了一些规律性认识和宝贵经验。起草一个好报告,通过一个好党章,选出一个好班子,形成一个好核心,是开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关键要素;通过一系列决议案和中央全会切实贯彻落实党的代表大会精神,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宪法法律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贯彻到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之中,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

(一)起草形成好大会报告,能够为全党指明方向,凝聚力量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回答的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重大课题,是大会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党的旗帜和政治宣言,是全党必须遵循的行动纲领和指南。

在党的历史上,每个成功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的大会报告都起着指明方向、明确任务、形成共识、凝聚力量等重要作用。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情况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提出党关于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报告还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强调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5页。)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目标,并把继续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将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作出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开幕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八大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要善于学习,牢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地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这两个开幕词,都鲜明宣示了党的旗帜道路,引领了时代和实践的发展。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起草形成一个好报告,决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用的发挥。报告的形成过程,也是集中全党智慧,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凝聚力量的过程。

(二)不断完善党章,能够为全党确立行为规范,提供根本遵循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在党内具有最高权威性和最大约束力。制定、修改、贯彻、维护好党的章程,才能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得到切实有效的践行。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定、修改和完善党章。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章,党的三大至十九大,除五大是委托五届中央政治局修改党章外,进行了16次党章修改。我们党通过制定或修改党章,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把党取得的重要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使党章在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四大党章首次将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五大党章确立了从中央、地方到基层支部的党的组织体系;六大党章第一次明确民主集中制的三条基本原则;七大党章规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八大党章第一次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十二大党章第一次比较全面、正确地回答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目标、途径、方法等基本问题。十三大到十九大党章及时补充了党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取得的重要成果。十三大党章主要集中对党内选举办法、党组织讨论和决定重要问题的办法以及对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组织和职能进行必要调整。根据党章规定,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都经过差额预选。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十四大党章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突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十五大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保证党领导人民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十六大党章是新世纪党修改通过的第一个党章,对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更好地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七大党章及时反映了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中取得的最新成果,对在新形势下更好地规范和指导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十八大党章主要作了五方面修改:一是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作了进一步阐述;三是充实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是充实了阐述改革开放的内容;五是对党的建设总体要求充实了新内容。

党的十九大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根据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党章进行了修订。十九大党章概括起来作了两大方面的修改:一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这是这次党章修改的最大亮点和最突出的历史贡献。二是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明的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写进党章,根据十九大精神对相关表述作出调整、修改和完善,主要包括对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作了充实,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作了调整和充实,对党的基本路线作了充实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了充实完善,对党的建设总体要求、党的领导、党员队伍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党的组织制度、党的纪律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等作了调整、充实和完善,还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民族工作、统一战线和外交工作的重要思想观点,对相关部分作了修改。

历史经验表明,党章的制定修改完善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制度化的过程,反映的是广大党员的共同意志、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科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选好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能够使全党有更加坚强领导力量,树立党中央更高权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6页。)列宁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0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页。)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集中统一。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集中统一,没有党中央坚强领导,是不可想象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 (习近平:《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第26—27页。)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及常务委员会和决定的办事机构中央书记处,实际执行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赋予的决策权、党内规章制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等重要权力,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最主要领导力量。只有选举出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才能团结一致、凝心聚力、履行职责、担当使命,确保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方向目标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坚决贯彻落实。

古今中外的历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充分证明,选好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选好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有以列宁为领袖、由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取得十月革命的成功,并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然而,也正是这个列宁缔造的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却土崩瓦解、轰然倒塌。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没能选出好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因缺乏正常、合法的领导人更替制度,苏联不仅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核心,而且领导人一度更替频繁,出现不正常现象:赫鲁晓夫是被政变赶下台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均死在任期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当选总书记时分别是68岁、73岁,体弱多病。安德罗波夫当政只有短短的15个月,契尔年科执政更是只有13个月。正是在缺乏正常的领导人选拔任用与更替制度、几任领导人突然离世的背景下,苏共选择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党和国家的“掘墓人”。

历史充分证明,选出好的领导集体,树立党中央、全党的领导核心,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组织保证,是凝聚党心民心的重要力量,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要求。充分发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选举好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需要全党上下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需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四个服从”,从思想上衷心拥戴,从行动上坚决服从,切实坚定维护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四)开好中央全会,能够与时俱进贯彻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

中央全会是中央领导集体召开的最重要会议,主要围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议题展开,并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及时调整贯彻部署,对坚决有效贯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至关重要。

中央全会从党的六大开始至今,召开了92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六大、七大各召开了7次全会,共14次全会。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召开了12次全会,党的九大、十大分别召开了2次、3次全会,到党的十一大前一共召开了17次全会。从十一大开始,中央全会制度逐步完善,除党的十三大召开了9次全会,到党的十八大,每次都召开7次全会,党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已召开3次全会,一共召开了61次全会。这些全会根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分解落实代表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央全会对处理、解决新形势提出的新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在进入全面抗战的重要时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战略规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1949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解决了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1978年在党和国家事业面临抉择的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1984年在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突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性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1989年在党和国家事业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提出要抓好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继续搞好治理整顿、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四件大事。经过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新世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主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分别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贯彻落实。这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后,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推动由宪法及时确认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以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满足实践发展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重大改革部署,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改革动力和制度保证。

实践表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全会是中央委员会的重要决策形式。只有维护中央委员会的权威,组织召开好中央全会,贯彻落实好中央全会精神,才能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目标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五)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的意志,需要使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宪法法律相衔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必须转化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才能落到实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8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这就像“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章中关于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都要在宪法中予以确立,实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宪法规定相衔接,切实将党的意志体现为国家的意志。在制度上,党和国家设计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体制机制。

历史和实践发展告诉我们,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的“三个统一”“四个善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着我们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宪法法律,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的意志的制度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发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必须贯彻落实好“三个统一”、“四个善于”的规定。

(六)加强督促检查,贯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贵在落实

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毛主席会见留苏学生》,《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0日。)“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2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改革蓝图有了,关键是把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党组织要发挥作用。” (习近平:《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第27页。)一个成功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无论是大会报告精神还是党章规定,无论是路线方针政策还是目标任务要求,都要落到广大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上来,都要落到实处、落地生根。

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落到实处,就要加强学习宣传,努力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命目标任务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带头学习领会、带头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刚刚胜利闭幕,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即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都在看我们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会以什么来开局,我们就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来开好局、起好步。”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党的十九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狠抓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全党全国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兴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潮,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更加统一、信心更加坚定、行动更加有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

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落到实处,既要靠制度管根本、管长远,还要加强督促检查。督促检查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党的决策落实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党的决策完善的重要途径,是改进党的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渠道。使贯彻党的代表大会精神成为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的政治任务、政治责任,需要制度和纪律的刚性约束,需要加强对落实大会精神的督促检查,从而使大会精神成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识,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习近平对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作出重要批示》,《秘书工作》2014年第11期。)充分发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用,要强化学习领会,加强督促检查,关键在于贯彻落实。

五、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是党的历史的主干脉络、关键环节,集中体现了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回顾总结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实践,给我们很多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制度自信的重要内容

实现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我们党始终把制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基础性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科学有效的领导制度,是党的制度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事业成功胜利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能够集中全党智慧、汇集全党精英、凝聚全党力量,及时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发展规律、准确把握历史方位, 聚焦研究重大问题,提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和方针路线,始终确保我们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符合国情党情、行之有效、有强大生命力,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有效制度。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尊重规律,坚持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走向成熟完善,成为党的制度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坚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历史的选择、实践的选择;坚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自信,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必然内在要求。我们坚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一定能够充分发挥优越性,不断巩固和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

(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创新理论就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政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适应党的理论创新的要求,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最好平台,在推动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坚持及时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每一次成功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一次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过程,既全面科学阐释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并将之载入党章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又进一步指导新的伟大实践,推动党员群众学习接受掌握运用理论创新成果进而转化为巨大物质力量。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我们坚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将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推进伟大实践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不断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宣传党的思想,发布党的声音,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统一思想和行动,增强维护核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担负着代表全党行使最高决策权、规章制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的职责,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推荐重要干部、坚持依法行政,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特别是选举产生有崇高威望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为实现党的领导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正确领导,无负于人民重托和希望。我们坚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必将不断巩固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实践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相统一的制度,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了党在组织建设上的鲜明特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成功经验,也有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的沉痛教训。成功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对民主集中制最广泛最有成效的实践,它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成功实现民主和集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贯彻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尊重广大党员的主体地位,确保党员充分行使党内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无论是从代表的选举看,还是从大会主题、大会报告、党章修改等的讨论审议看,成功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广泛吸纳党员意见,集中全党智慧,体现全党意志。正因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把维护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增强党的战斗力作为根本任务,党的团结统一和生机活力才得以始终保持,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得以形成。我们坚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必将始终贯彻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推动每次党代会开成 “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继往开来、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盛会。

(五)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不断完善的过程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发展历程,是建立健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过程,是逐步实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曾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党代表结构及权利、大会议程、大会职权等进行过多次修改完善。特别是自党的八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全国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更为积极地探索。党的八大提出实施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就可以每年开一次”, “就可以经常展开批评,民主生活可以发展。”“不开这样的代表大会,许多意见就听不到。”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8月22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邓小平同志认为党代会代表改做常任制,可以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水平;每年开会一次可减轻选举工作负担;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和监督机关;党代表还便于经常地集中各方面意见和经验,有更大代表性,而且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方式,监督党的机关工作,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3页。)党的十二大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按期召开,地方各级党代会的议程、选举进一步规范,党代表大会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5年《关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若干具体问题的暂行规定》的制定,标志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逐步走向制度化。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为重点,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2008年7月,党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对于党代表的产生和终止、权利和职责、开展工作的方式和履行职责的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党的十八大提出,提高工人、农民代表比例,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理论工作者也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党代表任期制、提案制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我们相信,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不断发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必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党的十九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时代条件出发,针对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了顺应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适应党和国家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大会报告,制定了适应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的党章修正案,从战略全局上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规划和部署,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我们要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不断强化政治责任,增强使命担当,学习贯彻好十九大精神,记载宣传好十九大盛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责编:王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