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漂洋过海寻真理

张家康
2019年03月28日09:0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红军时期,他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其辉煌人生的背后,是一条艰难曲折、上下求索的道路。

朱德,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是四川省仪陇县一户佃农的儿子。青年时代他就怀有从戎救国的志向,参加过昆明起义、讨袁护国之战和护法战争,战功显赫,威震川滇,从而成为著名的爱国将领。可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使他非常失望。为探索新的道路,他毅然舍弃高官厚禄,漂洋过海,寻找革命信仰,为此奋斗不已。

书生便应气如虹

朱德在其著作《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说:“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在朱德的少年记忆里,全家没有吃过白米饭,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一年四季轮换着吃。吃顿猪肉可是奢侈的享受,除夕前才宰杀一头猪,要腌制了留着逢年过节用。穿的衣服是补丁连补丁,如遇丰年,才能做件廉价的新衣。住屋原是地主的仓库,光线昏暗。贫困的生活,塑造了他的个性和品行:一生对穷人有着特别的同情心,对底层社会的民生尤为关心,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着朴实的理念。这也是他后来弃官远洋,追寻真理信仰的原动力。

朱德九岁那年,其祖父在丁家地主的祠堂边种了些竹子,丁家认为这是他们的地界,不由分说地全给拔了。他的父亲不服,去官府状告丁家,于是得罪了丁家地主。当年大旱欠收,丁家却要加租。更严重的是,他们通知不再续租了,逼得朱家退租搬家。谈到这段痛心的往事时,朱德说:“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所说以及我亲眼见到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

朱德一共读了12年私塾,塾师是堂叔朱世秦和一位丁姓秀才。从10岁到18岁,他一直跟随席聘三先生读书。席聘三思想开放,喜欢纵论时政,抨击时弊,十分喜欢这个聪明又用功的学生。其间,朱德在一位同学家的书房读了许多书,尤其是戊戌变法后出版的书。一次,他意外地见到了地球仪,知道了世界之大,于是一门心思想走出去。

1905年,19岁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步行来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县试发榜时,他在一千多名考生中,名列前二十。第二年,他又来到顺庆府(今四川省南充市)参加府试。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大河,见了世面。

当时,清朝统治者标榜“新政”,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各府、州、县开设新式学堂。朱德父母期望儿子由秀才到举人而当官的梦想破灭了,朱德对读书做官也彻底失望。

1906年春,经席聘三劝说,朱德父母又东挪西借,凑足费用,使他顺利地考入南充县官立两等小学堂。一学期后,他又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在学堂里,他接受了新学知识,如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格致(即物理、化学)、美术、体育等,求学兴趣特别高。

这两所学堂聚集着一些思想进步的人。一位是南充县官立两等小学堂监督(即校长)张澜,一位是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监督刘寿川,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张澜十分欣赏朱德,刘寿川和朱德还有一层亲戚关系。朱德常去刘家,听刘寿川讲与明治维新及同盟会相关的事。

其间,朱德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爱国情绪在胸中偾张。在给同学的一封信中,他写了一首诗,表明了宏图大志:

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兴亡记忆中;

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

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1907年,朱德毕业后,刘寿川鼓励他到成都求学。他只身一人,带着借来的50块银元,徒步来到成都。他先是考入武备学堂的弁目队,因是培养新军军士的学堂,家里不让读,于是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入学后,让他感到最新鲜的是,教师们没有留辫子,而是在帽子后面缝了一条假辫子。当时,学堂内已有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声音,使他耳目一新。在这里,他读到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读完后又传给其他同学。从这时起,他产生了“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的思想。

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时,刘寿川已从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回到仪陇县任视学,他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变革的年代,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时有发生。体育课要穿短褂和裤衩,在社会上遭到反对,人们说“新教师里有一个姓朱的,出身贫贱,教一门什么体育课,所谓体育,就是叫孩子们脱光了衣服,在教师面前做柔身体操,让他们出丑!体力锻炼是老百姓和苦力们的事,绅粮家的子弟只应该动动脑筋”。这是朱德的第一份职业,虽然极不顺利,可他体悟到书本上不能学到的知识。他认为“教书不是一条生路”,毅然辞去教师一职,寻找新的出路。

投笔从戎愿难销

1909年春节后,朱德从南充步行到成都,又与同学结伴徒步赶往昆明。到达昆明时,正值云南陆军讲武堂招生,他因不是滇籍而未被录取。这时,因囊中羞涩,为渡难关,他只得投身川军步兵标当兵,并改名朱德,开始了军旅生涯。过了两个月,他又以云南蒙自籍报考,终于被讲武堂录取为丙班步兵科。他后来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朱德在讲武堂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因而被选入特别班。后来,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时,他说:“我一心一意投入到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1911年,朱德从特别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第37协协统蔡锷所辖的74标第2营左队当副目(副班长)。不久,他被提拔为司务长。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于10月30日在昆明举兵响应。这时,朱德已升任连长,后因功晋升为少校。蔡锷喜欢质朴、果敢的朱德,朱德也十分崇敬仅比他大四岁的蔡锷。他在《辛亥革命回忆》中说:

他(蔡锷)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1913年夏,朱德由云南讲武堂学生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调任陆军第1师第3旅步兵第2团第1营营长,随部队开拔到滇南边疆,驻守在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山峦叠嶂,炎热多雨,环境恶劣,土匪常出没袭扰。他采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根据实际敌情,或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声东击西,给土匪措手不及的致命打击。后来,他回忆说:

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游击战争的经验。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朱德被委任为滇军步兵第10团团长,所部编入护国军第一军,为第3梯团第6支队。护国军挥师北伐,所向披靡。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多谋善断,英勇善战。一次次处于战争劣势时,他都能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因此成为滇军名将。

1917年,云南督军唐继尧自任靖国军总司令,对四川大举用兵。朱德被委任为靖国军第2军第12旅旅长,受命由四川南溪进驻泸州,从而卷入川滇军的战争之中。然而,军阀混战,不得民心,滇军节节失败,退到叙府、泸州一线。

局势很快发生变化。12月4日,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与黔军王文华部配合,一举拿下重庆。川军刘存厚部被迫从川南各地撤退,滇军趁机由川南发起反攻。朱德率部在拿下泸州后乘胜追敌至自流井一线。1918年1月,川、滇、黔各军分道进攻成都。3月,刘存厚等部败退陕南,战争结束。

此时,朱德心中又燃起北伐的希望,多次给唐继尧发去电报,再三请缨北伐,可都石沉大海。

以后两年时间里,四川无战事,生活相对安逸。除了清剿土匪外,朱德有了时间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他开始细细品味和思考自己走过的路。一些“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朱德感到自己“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提出申请遭婉拒

就在朱德踯躅迷茫时,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而来。在泸州,他阅读了所能读到的新书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新思潮。孙炳文的到来,对改变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孙炳文是同盟会会员,比朱德大一岁,两人是无话不谈的密友。他们一起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共同讨论关于中国命运的问题,尤其是联系俄国十月革命的实例,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孙炳文一再表示,愿意去北京追随五四运动的领袖,朱德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它们怎样维持独立。

1920年5月,唐继尧不顾朱德等滇军将领劝阻,以“阻挠北伐”的罪名,向四川督军熊克武发起“倒熊”战争。熊克武利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号召,联合川军各部共同对付滇军。9月中旬,滇军大败。次年2月6日,滇军回师后,朱德等将领密谋倒戈反唐,逼迫唐继尧逃离云南。

时隔一年,唐继尧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纠集滇军旧部和土匪,趁滇军北伐之际,向昆明突然袭击,重掌云南军政大权。1922年3月27日,唐继尧对朱德等发出通缉令,朱德被迫逃离昆明。7月初,他来到北京与久未见面的孙炳文相见。由于孙炳文与陈独秀、李大钊很熟,朱德从孙炳文那里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

在经过血与火的生死经历后,朱德深切体会到,以前所走的路都不能救国救民,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只有寄托这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政党。于是,他和孙炳文决定去找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

同年8月,他们来到上海,首先拜访了孙中山。这个比他大20岁的革命先行者,是朱德十分崇敬的偶像。孙中山给他的印象是“行动依然敏捷有力。虽然屡遭挫败,他对未来仍然极为乐观”。孙中山向朱德提出,可以先付予军饷十万元,让他回去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陈炯明。朱德婉言拒绝,并说明了理由:

孙炳文和我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信心。实行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我们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十一年。中国革命到现在已经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

朱德坦诚地告诉孙中山,他准备去外国留学考察,孙中山建议他去美国。他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没有可以在美国念书、在美国久住的款项,而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

见了孙中山后,他们来到闸北的一所房子,拜见了陈独秀。朱德以为加入共产党与加入国民党一样,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可没想到,陈独秀却冷冷地望着他一言不发。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既没有当即答应,也没有一口回绝,用后来的话说,需要考验一段时间。

这样的答复,对于一腔热血、满怀信心的朱德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但他寻求救国的希望并没有破灭。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等搭乘邮轮“安吉尔斯”号从上海启程,驶入烟波浩渺的大洋,再次开始新路的探寻。

朱德后来告诉史沫特莱,那段时间他“真难过”,“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矢志不移跟党走

1922年10月,朱德和孙炳文等来到法国巴黎。他们很快打听到巴黎有一个中共组织,负责人之一是个叫周恩来的年青人。于是,他们去巴黎南部戈德费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找周恩来,可周恩来这时去了德国。

10月22日,他们又来到德国柏林。据史沫特莱记述,在与周恩来会面时,朱德“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周恩来微笑着说:“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

当时,中共驻欧洲的最高负责人是张申府,关于朱德的入党问题自然要向他汇报。张申府是中国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五四运动时期与陈独秀、李大钊共事,参与了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

张申府和朱德的相识及会面,其中间人是周恩来。张申府晚年回忆说:“1922年10月底,朱德和孙炳文到了德国,朱德过去是军人,但他抛弃了优裕的生活,到欧洲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他谦虚诚恳,热情很高。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他的革命愿望是强烈的,对党十分忠诚,对同志也一样,特别是他事事走在前头。许多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说话,他却悄悄地忙着做事或是忙着做饭去了。不久,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德虽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为了工作需要,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1923年5月4日,朱德由柏林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他的房东曾是德皇军队的将军,他常请这位退役将军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还坚持自学,阅读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除此之外,他把大多数时间花在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上。中共旅德支部经常组织读书讨论会,学习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朱德学习认真,记了不少笔记。他读的书,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

一本《共产党宣言》,以及对德国的深入考察,使朱德确立了矢志不移的政治信仰。他在中共旅德支部的讨论会上说:

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割。

1925年1月3日,朱德在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同月,他回到柏林,专门从事党务活动。时值共产国际从旅欧的中国同志中选人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军事,朱德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早就想去莫斯科学习军事理论,可因为是旧军官而没能得到批准。时隔五个月,他前往苏联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

到苏联不久,中共旅莫支部很快同意朱德的请求,让他到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学习,那里属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他在那里接受了军事训练,学习了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和他曾在一起学习的刘鼎回忆:“教官在讲授军事课时,我们不懂的地方,朱德就帮助解释,因为他是有亲身体会的。对于游击战术的问题,他懂得多,理解得也透彻。”

1926年7月12日,朱德乘坐海轮回国。他来到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在这里得知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北伐革命,于是立即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报到。一改四年前的冷淡,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当时,陈独秀对他的工作安排是去四川,或者广东。

朱德选择了去四川杨森的护国军中工作。次年1月,朱德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前往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3军工作,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接着,又被委任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朱德是领导者之一。自此,他在党的领导下,专心致志地做军事工作,成为了中共武装斗争的领袖之一。

来源:《红岩春秋》2019年第3期

(责编:颜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