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解放思想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

石 仲 泉

2019年05月17日15:46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思想的高度解放对推动历史发展最有影响的,首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涌现的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为东周诸侯国的分裂局面走向秦汉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当时的“百家争鸣”可以视为中华民族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这个大的历史转变时期的思想解放。能够与此相提并论的,就数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及至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100多年间发生的接连不断、规模不等的思想解放潮流了。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即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走向人类历史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由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状态走向独立统一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大的历史转变时期。在这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解放浪潮中,以五四时期(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的思想解放,达到了第一个大高潮。正是这个大高潮,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迎来了“天火”——马克思主义,使中华神州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揭开了近代中国历史转折、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生巨变的新篇章。

“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讲,就是1919年五月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就广义言,它包括1915年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两大内涵。笔者持五四运动广义论,因为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了启蒙、觉醒作用,是其重要的思想躁动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躁动,就没有“五四”这样空前规模的爱国群众运动,也不可能形成独特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我们说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具有伟大影响的三大历史性事件(即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说五四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之源,只有从五四运动广义论而言,才能深刻揭示。

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更加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国拯民,先进的中国人不断从西方引入近代文明。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地批判宣扬封建礼教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打碎了中华民族长期的思想禁锢,实现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注]邓颖超:《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纪录》,《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0页。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不断涌现的新媒体竞相宣传感兴趣的思想学说,可谓“百花齐放”“百舸争流”。即使被作为“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进来的,也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异常庞杂。除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思想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由于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和陪同他的学生胡适的大力宣传,美国实用主义也很有市场。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经历了认识的转变或升华。陈独秀最初创办《新青年》,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呐喊,不言而喻,既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回响,也打上了向往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烙印。他在那时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大体都是这个状况。因而,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具有浓厚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启蒙的色彩。当然,在那时是进步的。

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俄罗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工农大众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建立起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使在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就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青年》而言,它由最初的积极宣传民主与科学一跃而成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李大钊最早赞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数篇文章,就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其他各种报刊也相继大量地、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400多种新刊物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这样集中介绍从国外进来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极其少见。

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发展成为主流,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三次论争”。

首先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发起者,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起过积极作用,但他的思想一直倾向于“温和改良”,反对“激进革命”。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实验主义立论,实质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中国需要通过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一个月后,李大钊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与之商讨。李大钊和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角,而且私人关系不错,但二人经常有“主义”之争。李大钊在文中明确表示:我是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它的流行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变动。他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同时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这就“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我们只要把主义用以为实际的活动,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不能说是“空谈好听的‘主义’”。[注]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当时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需要,阐述了在中国进行彻底社会革命的必要性。

其次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这是由参加过研究系并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的张东荪挑起的。从1920年9月起,他多次发表文章宣称,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其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随后,梁启超撰文支持,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批驳张东荪和梁启超的言论。1920年12月,陈独秀明确指出,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注]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词》,《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李大钊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注] 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客观来看,张东荪和梁启超的观点就其在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而言,有合理因素,但否定中国需要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在这场论争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主义流派分为五种,逐一进行比较分析。陈独秀指出:“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实质上,都真的是马格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次清理和总结,对于先进知识分子摆脱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之影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是关于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无政府主义在被引进的新思潮中影响很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国家,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反抗旧制度的热情。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适合他们的口味。在各种思想流派蜂拥而至时,它很吸引青年知识分子的眼球。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统治起过积极作用,但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反对一切国家和暴力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而成为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大障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主要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问题展开。他们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掠夺之下,早已痛不堪痛,忍不堪忍,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才能保护劳动者利益。这是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三次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博弈和斗争中成长与发展起来的。这三次论争促进了思想理论传播向革命实际运动的转化,推动了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和干部准备。

五四运动成为历史已经100年了,但它的光芒仍普照神州大地。它那空前地解放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至今具有显著的时代意义。

(一)解放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就是要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矢志不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各种新思潮充斥媒体,令人眼花缭乱。先进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对新颖的思想理论都会涉猎一番,并不是一开始就认准马克思主义的,只是经过推求比较,才最后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无论是当时的领军人物李大钊、陈独秀还是年轻一代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莫不如此,这也是许多人确立信仰、理想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毛泽东谈到他确立信仰的情况说,1919年12月到北京,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920年夏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时候,“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注]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31、133页。毛泽东的这一段历史回忆,反映了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

在“五四”以来的100年间,中国共产党已由50多人的秘密小团体,发展成为拥有近9000万党员的世界最大的执政党;神州大地当年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开天辟地大事变,经过百年沧桑又发生了为世界各国无不惊叹的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不能不是人类“地球村”的奇迹。之所以能如此,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种问题。

毫无疑问,解放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历史责任,但对于我们党自身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百年来,民族复兴的重任还没有完全实现,“行百里地”决不能“半九十”。我们党前进的道路还特别艰辛,执政的环境也非常复杂,继续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这都需要全党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忘初心,在任何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勇往直前。五四时期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那种革命精神仍然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二)解放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就是要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钟情于俄国十月革命,就在于俄国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俄国的工业和整体经济水平比中国发达不少。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屡失败的中国人民,首先是它的先进分子,通过十月革命增强了斗争的勇气,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回顾历史指出,100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可歌可泣,但是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6页。

那个时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念,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思想还是明确的。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这表明,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并与陈独秀相约建党的缔造者,没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好传统被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继承和弘扬了。邓小平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说得很好,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的新阶段。在当今,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解放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继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不渝地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三)解放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既要不断强化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还要坚持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方向,锻炼出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00年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传播,目的就是要用这个先进的思想理论来改造中国社会,推动革命变革。但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本身没有多大力量,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理论也只是精神武器。诚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摧毁旧世界、推翻旧制度的物质力量是什么?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但是,深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没有文化,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需要给以教育,开启其觉悟。那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他们深入劳苦大众特别是工人群众中去,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让工人群众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将其阶级意识的自在性提升到自为性,觉悟到自己是改造中国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领导阶级。这也是践行马克思讲过的另一句话: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摧毁旧世界、推翻旧制度的先进精神武器,那么觉醒了的工人阶级开展的工人运动,就是摧毁旧世界、推翻旧制度的先进物质力量。摧毁旧世界、推翻旧制度,只有先进的精神武器是不够的,一定要有掌握先进精神武器的先进物质力量,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就是先进的精神武器与先进的物质力量相结合。李大钊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注] 《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李大钊的这段话已充分表达了这个思想。应当说,那时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实际上实现了双向飞跃。这就是,一方面,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结合”开始实现自己的思想飞跃,成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了解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开始实现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飞跃,使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了先进阶级基础。

如果说100年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练就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坚骨干;那么在今天,它的一个重要时代意义,就是使已执政70年、拥有9000万党员的大党进一步巩固其执政基础,进而为继续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而奋斗。同时,亦如李大钊所说的“非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即坚持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道路,从在社会底层经过艰苦磨炼、深刻了解中国具体国情、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干部中选拔并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使我们这个党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在前进道路上面临的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新挑战。这是纪念五四百年解放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时代意义。

(四)解放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就是要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是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新文化运动之初,无论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是以法兰西革命为标杆,希望积贫积弱的中国建立一个像法国革命后那样一个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以,《新青年》高喊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宣扬的理念是个性解放,为建立像法兰西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扫除思想和文化障碍。只是有了俄国十月革命才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飞跃。191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旗帜。这既是自我批判,也是思想飞跃。毛泽东回顾那段历史写道,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所以,解放思想的内涵包括与时俱进、与世俱进。若无此,就不可能传播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与世俱进,是否不时兴了呢?非也!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这是党的思想路线之使然,是党的生命力之所在。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与世俱进没有穷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有一段很好的讲话。他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我们党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注]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这段话,可以视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继续解放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时代意义。

(本文作者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责编:颜菲)